江青晃了晃拳头，高声接过话头：“主席的这些话，不亚于1966年《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炮打得好！”
姚文元慢声细语地补充：“我有个想法，是不是把小平同志的检查附在文件后面？小平同志对主席的批评、对自己的错误，是不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是不是对全党要有一个交代？请大家考虑。”
邓小平阴沉着脸，粗声硬气地说：“你们讲的，我都拥护。如果主席同意，我的检查也当然可以印发全党。”
陈锡联和善地笑笑，婉言道：“主席的谈话精神可以向全党传达，至于小平同志的检查先不要急于印发。主席的有些批评是针对一种倾向，不是指的具体某个人、某件事，这样做容易造成混乱……”
双方交锋正酣，汪东兴推门进来，神色木然地站在一旁。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诧异地望着他：“东兴同志，有事吗？”
汪东兴两眼缓缓地扫视着众人，声音低沉地说：“周恩来同志于今天上午9时57分逝世了。”
古老的大殿内一阵沉默。
邓小平“唿”地站起身，就要朝外走。张春桥冷冷地说：“洪文同志，还没散会吧？”王洪文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总理逝世，大家说怎么办？”
走到门口的邓小平猛然转身，冷硬的语气中带着一股慑人的威严：“一、立即向主席报告，组成治丧委员会；二、以中央名义发讣告，通知各驻外使馆降半旗；三、命令海边防部队，进入一级战备。”这时，叶剑英起身道：“我去通知作战部。”
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听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晚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过了良久，毛泽东不禁潸然泪下，唏嘘而泣。
当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才出院不久。组织上怕朱德悲伤过度，没有立即告诉他有关总理病逝的消息。
当天下午，朱德还接见外宾，接受比利时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舒马克递交国书。回来后，康克清想让他对总理逝世有个思想准备，便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又有恶化。”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会吧，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怎么会这么快就恶化了呢？”
“反正情况不是很好。”康克清低声说。朱德还没有听懂康克清的意思，想不到总理已经走了，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
可是，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想：总理的病恶化到了什么程度，难道就治不好了吗？
到了晚上8点，收音机里播出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朱德惊呆了。尽管他已经知道周恩来病情恶化了，但他还是无法接受总理逝世的事实。听着收音机里不断传出的哀乐，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才肯定这一切是真的了。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他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工作人员告诉朱德，总理临终遗言是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这时，朱德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大家说：“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
“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朱德就开始讲周恩来革命的一生。当时，家人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1月11日上午，北京医院，太平间大厅。哀乐低回，哭声起伏。周恩来神态安详地仰卧在一张白布平台上，直挺的躯体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四周摆着一簇簇洁白的马蹄莲，两名手持钢枪的战士肃立左右。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每个人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随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去。
年迈的朱德拄着手杖站在灵床前，老泪横流，低声呼唤：“恩来！恩来！”他鞠罢躬，又挺直身躯，缓缓地抬起颤抖的右臂，庄严地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然后才被人搀扶着蹒跚离去。
佩戴着黑纱的邓小平随着低沉的哀乐慢慢走进大厅。他眼中没有泪水，神情显得凝重而平静。他走到灵床前，默默地望着闭目而卧的周恩来，久久不肯离去。陪同的秘书小声提醒：“首长，走吧，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向总理告别。”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边，是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的各界代表，黑压压的人群排成长蛇队，在狭窄的太平间过道内缓缓地移动着。
政治局委员们被让进一侧的休息室。江青一进门就倒靠在沙发上，捶着大腿呻吟：“哎哟！我的两条腿都站肿了！”叶剑英走到她面前，语气严厉地责问：“江青同志，刚才向总理告别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摘帽子？”
江青脖子一扬，嘻嘻笑道：“我感冒了，正发高烧，不能受凉呀！”朱德用力敲打着手杖，愤愤地说：“感冒了就不要来嘛，你这个样子，让群众看见很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