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红军长征的设想和准备，并不是得到这封情报才产生的。
早在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考虑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问题。伍修权回忆：“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据李德回忆，1934年5月，他受中央委托草拟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中，就包括了“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这个观点。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决定报共产国际批准。随后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备领导战略转移。但在当时，战略转移的决定并没有执行，红军仍在同国民党军鏖战。同年8月，战略转移的直接准备开始。
收到情报，“中央领导成员暗自吃惊”
莫雄的情报并不是红军长征前接到的唯一重要情报。
李德的《中国纪事》记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8月计划，预定红军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李德的回忆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大约不迟于8月份时，中共中央收到一封足以影响长征决策的重要情报。
原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中央苏区研究学者)曾提到，对长征计划提前实施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红军总参谋部情报人员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电报，获得了敌人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总攻部署的情报。(《我的长征：亲历者口述实录》，上海三联书店，第227页)近日，凌步机告诉南都记者：“红军总参谋部情报人员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电报，时间大约在8月底。莫雄提供重要情报一事可以肯定，但这封情报是否对红军长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值得商榷。因为红军当时的情报来源是多方面的。”
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在《杨尚昆回忆录》中提到：“1934年9月下旬，中革军委通知我们：蒋介石的北路军、东路军将对瑞金发起总攻击。”杨尚昆的回忆同样提供了重要信息：1934年9月下旬，中革军委收到了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击的情报。
网上流传着众多有关莫雄情报的故事，其中不乏刻意的渲染。但莫雄情报的真正传奇性，在于它在中共长征情报坐标系中的定位：它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
莫雄情报的价值在于它的节点，它是上述情报中最晚到达中共中央决策者手中的。这封情报于1934年10月7日到达周恩来手中(《周恩来年谱》未提到，具体时间据cctv -4《走遍中国：红色国都——— 瑞金》视频资料，6月30日播出；10月7日，中革军委已经要求地方部队接替中央红军主力防守，因此，接到情报不会晚于这一天)。情报的决定性作用，是促使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最终形成之前，提前突围转移。“(中央‘三人团’)接到莫雄的情报后，知道敌情如此严峻，于是为撤出江西根据地下了最后的决心，这也是为什么接到情报后一个星期，中央红军就匆匆转移。”项小米告诉南都记者。李克农之子李力在《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中这样描述：“看到这份情报(指莫雄提供的情报)，中央领导成员暗自吃惊，如果再拖延半月左右，敌军将合围成功，红军很难脱身。”毛泽东在长征时也曾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提法，10月10日晚(情报送达三天后)，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了长征。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破灭。
莫雄与红军的关系并未到此结束。1935年春，莫雄调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曾在贺龙所部红军开来后，有意率部避让，让红军在毕节城里休整半个多月后安然过境。后来，此事泄露，莫雄被蒋介石以“守城不力”等罪逮捕，经杨永泰等人保释出狱。
后来，莫雄还曾任广东南雄县长、第四战区北江挺进纵队司令等职，在任期间多次支持共产党和游击队。解放后，莫雄曾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第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参考资料 《莫雄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红军史疑难考辨》(王健英，中共党史出版社)《怀念家父李克农》(李力，人民出版社)《红军长征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纪事》(奥托·布劳恩，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杨胜群，陈晋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南昌行营》(程维熊援生，江西美术出版社)(广东省委统战部宣传办为本文采写提供了帮助，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