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莫雄的机构成了一个历史的交汇点：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和“剿匪”的工作汇合在了一起。
1934年9月：中央苏区“梭标都能戳穿”
蒋介石建立“南昌行营”的时候，他的对手中央苏区红军有8万多人。
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了中央苏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十分信赖李德，将军事大权交给了李德。李德指挥的特点，是拘泥于教条，并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据当时给他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回忆：“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
1933年9月至11月，红军与国民党军在瑞金北边的要地黎川鏖战，由于死守黎川，致使黎川失守，后多次战斗未能收回。这样，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失利。
同年11月20日，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等人，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迅即抽调“围剿”部队讨伐第十九路军，给红军减轻了作战压力。但当时的临时中央未能在军事上积极配合第十九路军。后者在1934年1月被击败。
错过与第十九路军配合的机会后，蒋介石调整“围剿”部署，致使红军作战连连失利，根据地越缩越小，面临严重危机。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红军付出参战人员四分之一的伤亡后失败。此后，红军又丢失多地，形势日益恶化。该年7月初，国民党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全面进攻。此时，博古、李德等决策者采取“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方针，但没有奏效。1934年9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只剩下七八个县城。陈毅(时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形容当时苏区的狭小地域“拿梭标一捅都能戳穿”。
“庐山会议前两个月，我父亲在德安看到大卡车一辆一辆过，铁丝网大量运到。他就问中央军的一个军需处长是怎么回事。那个人诡异地笑了，说：‘莫大哥，这次剿共与往常不一样了，有红军好看的了。’后来我父亲找到卢志英说：‘看来这次不一样了，红军还是易地为宜吧。’”莫雄之子莫栋梁说。
“中央苏区变得越来越小了。就像用盆子养鱼，鱼很大，盆子很小，养不活了。”叶剑英(长征前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危机。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莫雄登上了改变历史的舞台。
蒋介石：“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
“1934年10月初(一说9月下旬)，我奉蒋介石密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江西的10月，庐山已开始下雪。开会的地方叫牯岭，这是一个圩场，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庐山顶上。这次秘密军事会议就在离圩场不远的一座礼堂里召开，整个牯岭都置于严密的警戒之中。”在莫雄的回忆中，这场关键的国民党军事会议，伴随着的是一片肃杀之气。
庐山军事会议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会议文件足有一二公斤重，每份会议文件都打有蓝色的“极机密”字样，并按名单编号存档。蒋介石借此想给中央红军致命一击。(《蒋介石年谱》中没有提到这次会议。根据《蒋介石年谱》，蒋介石在1934年9月20日之后的秋天，在庐山召开整军会议。1934年10月4日，蒋介石与杨永泰等人离开庐山去武汉视察。据此，这次庐山秘密军事会议召开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9月下旬至10月4日之前这个时间范围内。)这次会议有两百多与会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五省的省主席、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杨永泰负责具体事项。按照职务，莫雄尚不够级别与会。他能与会的关键，是以前与红军作战的“战绩”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莫雄任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后，在地下党安排下，当地红军伪装被莫雄“击溃”，实际上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当“捷报”传到蒋介石那里时，后者还通报表扬了莫雄：“传令嘉奖，考成第一”。因为这个背景，莫雄被特邀出席庐山军事会议。
“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但才开始两天，因其计划规模之巨大，各项布置之细微，阴谋之毒辣，已使我暗自吃惊！”莫雄回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使莫雄震惊的，是一个名叫“铁桶围剿”的计划，由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汉斯·冯·赛克特(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提出，旨在彻底“剿灭”中央红军。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集结150万大军，以瑞金为圆心，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各参战部队在指定的某一天从四面八方合拢包围苏区(蒋介石计划在当年11月间发起总攻)。一旦包围圈形成，各部队稳步向瑞金推进，在推进过程中布设重重叠叠的铁丝网和碉堡线。为防止红军突围，该计划还准备了地雷阵和大量美国军用卡车。计划6个月进逼到瑞金。“瑞金四周届时将竖起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这是计划设想的红都未来的景象。
很多年以后，莫雄还记得蒋介石在会议结束时的自信：“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
项与年：为送情报敲掉门牙装乞丐如果一切都按照蒋介石的意愿进行，那么等待红军的，将是一个异常冰冷的10月。
开了六天的庐山军事会议一结束，莫雄将“铁桶围剿”计划文件装到一个大公文包里，匆匆下山。在保安司令部办公室，莫雄把文件交给刘哑佛、卢志英和项与年细看。从他们当时的反应，也看出这个计划的可怕。“他们飞快地看着，脸色随之而变。”莫雄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莫雄和几个人开会决定，将情报要点抄到四本四角号码字典内。随后，由项与年负责运送情报到瑞金。
目前，关于这封情报的运送过程存在多种版本的描述。
习仲勋在给《山路漫漫》(卢运泉、李立维编着，人民出版社)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到：“他(指项与年)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办成乞丐，穿越多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当时为临时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 记者注)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
《莫雄回忆录》中关于送情报的说法是：“由项与年同志将此全部绝密文件带到南昌我司令部后方办事处。在那里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同时，他们又发电报给党中央，将庐山会议制定的‘铁桶围剿’计划这一绝密情报向党中央汇报了。”
李克农之子李力在《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中的说法是：“并由项与年兼程送交南昌丘吉夫负责的秘密联络点，再由交通连夜送往瑞金。”
这些描述存在细节差异，但都暗示了情报的紧迫和送情报沿途的凶险：层层叠叠的铁丝网和堡垒，以及潜藏在后面的死亡威胁。
项与年的孙女项小米(长篇小说《英雄无语》的作者)近日告诉南都记者，习仲勋的说法应该更准确，“莫雄当时只负责将情报交给了地下党，具体是谁送的，送到哪儿，怎么送的，当时也不可能告诉莫雄。”项小米认为，特科人员并没有通过电报形式将情报送出去，“因为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如果通过情报，我军可以破译国民党的电报，国民党也可以破译我军的电报，当时红军武器装备等等什么都不如国民党，惟独在密码破译这一点上，略胜国民党一筹，但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也不是吃素的，通过电报传递如此重要的情报，太冒险了，同时有可能暴露莫雄，所以当时卢志英和项与年等决定，必须亲送。”
当时，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已经处于十分危险和不利的阶段。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依靠上海中央局同共产国际联系。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遭到六次大破坏。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中断。
在传送情报的过程中，所幸没有出现疏漏。莫雄后来回忆了当时的险情：“蒋介石在围剿计划泄露后也没有向下追查，否则查到我身上，要我拿出那些文件来，我将必死无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