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十天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杜聿明的老师。杜聿明面露愧色地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
本文来源：《南国都市报》2009年9月20日第21版，作者：夏继诚，原题：《国民党高级战俘改造秘闻》
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共决战主战场之一的华东战区，由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的华东部队共俘获国民党高级军官600余人，内有中将41人，少将462人，简任官（相当于将级军官）21人，另有师旅级上校100余人。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笔者有幸参加了《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敌军工作史》的编写工作，接触了大量尘封已久的相关史料，此后又采访了华东部队从事战俘管理工作的许多老同志。档案材料和众多当事人的口述历史，使笔者获知了当年国民党高级战俘接受改造的不少秘闻。
高级被俘军官集中住独院
在华东，陈毅是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宽待俘虏”原则的楷模。戎马倥偬中，只要有可能，他都要亲自接见和宴请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嘘寒问暖。
在高级俘虏团，工作干部吃大灶，战俘们则吃中灶，星期天还单独加菜，不仅能经常吃到肉、蛋、鸡、鸭、鱼，有时还能吃到青岛运来的海产品，还供应香烟和水果。被俘军官们可以在划定的范围内自由散步、交谈，中将以上高级被俘军官还集中住独院（民房）。他们还可以到附近街市上购买东西，也可以用自己的钱改善生活。尽管如此，对打骂与凌辱的担心，害怕过集中营生活的顾虑以及嚣张的反动气焰，仍在高俘团中悄悄弥漫开来。
被俘时任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中将陈金城，利用高级战俘宽松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常常在私下大放厥词，如对原西北军的被俘军官们说：“你们拥护冯玉祥，我拥护蒋介石！”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一次他借喝醉酒的机会，肆无忌惮地高呼：“蒋介石万岁！”
甚至有思想顽固者进了高俘团还赋诗要“逐鹿中原”。被俘时任国民党鄂豫皖边区自卫军司令、中将汪宪，入高俘团后不久便写了一首诗：“无人寄语付萍踪，不受人怜方英雄。逐鹿中原今未已，雕翎还需借良弓。”诗中的反动政治立场昭然若揭。
两名高级战俘的改造历程
在被俘名单上，杜聿明和王耀武的名字最为显赫。在中共中央公布的44名战犯名单中，蒋介石居首，杜聿明位居第36位，被列为头等战犯。而在高俘团中，王耀武的职务最高。从高级战俘到全国政协委员，两人的改造历程颇具戏剧性。
1949年初，作为战犯，杜聿明被送到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单独关押，负责人是一科科长丁瑞林。每次丁瑞林来狱中，都与杜聿明侃侃而谈，上至国内外大事，下至杜聿明的起居治病等生活细节。这样，杜聿明思想的天平一天天向共产党倾斜。终于，杜聿明开始写材料了，把自己知道的国民党军方情况一份份地提供出来。一天，他给丁瑞林写了封信，在信中，把国民党称为“敌方”，这意味着杜聿明开始“彻底觉悟”，此后他“日夜思索如何以有效之法，贡献于人民之前，以赎过去反动之罪”。
时值解放军渡江之际，杜聿明经反复考虑，准备策动国民党方面可能起义的部队，为解放军服务，他想到了马师恭。马师恭时任国民党第七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兼八十八军军长、芜湖指挥所指挥，他所在防区正是解放军百万雄师的渡江作战地段。他与杜聿明除同乡、同学关系外，还有上下级关系。在长期接触中，杜聿明感到他对国民党的黑暗早就心存不满。杜聿明字斟句酌，给马师恭写了策反信。
不久，在解放军渡江战役发起前，马师恭突然找了个借口“辞职”，实际上临阵脱离了指挥位置。顿时，八十八军群龙无首，指挥陷于混乱，解放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八十八军的防线。
王耀武被俘后比杜聿明幸运得多，因为当时未被公布为战犯，他被送往高俘团学习改造。通过与华东局常委、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的数次谈话，王耀武的政治立场得以迅速转变，并表示：“只要共产党解放军方面有需要，我王某愿效犬马之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