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从西藏实际出发，立足全局，着眼于历史的长远发展，充分考量国内外各种政治因素，因时、因地、因势而做出的，是实现西藏统一最为理想的方式。这一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及以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为立足点的民族政策精神。为保证这一决策的成功实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西藏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现实出发，洞察西藏上层担心失去其“政教特权”的心态，策略地形成了以“民主改革”的“暂时让步”换取“西藏主权”的“和平收回”的政策思路，使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有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依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西藏问题的解决立足于和，以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自古以来，有文事必有武备，成功的和平行动必须有武力作后盾，有实力作基础。毛泽东是战略家、军事家，深谙“战”与“和”的辩证关系，认为争取西藏和平解放，与进军西藏并不矛盾，而是并行不悖的，所以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据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努力争取和谈的同时，积极部署进军。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原则性与灵活性、坚持与让步的有机结合，是“文”与“武”、“战”与“和”的辩证统一。
高超的外交斡旋在当时，无论印度、英国还是美国，都不希望看到中国人民和平解放西藏，完成大陆范围内的国家统一。但是出于各自利益和能力的考虑，上述三国的态度和策略却并不完全一样。鉴于印藏间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密切联系，印度企图最大限度地保留从英国那里继承下来的特权，希望控制西藏和保持西藏的“缓冲状态”来保障印度的安全，因此走向了干涉西藏的“前台”，成为影响中国解放西藏的主要外在力量。英国“自从撤离印度之后，对于西藏的未来不再有持久的兴趣”，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了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把“责任”推给印度。美国政府当时处于一种不支持西藏当局与中共对抗心犹不甘，支持西藏当局又所获不多且力所不及的两难处境，因此，试图采取鼓励印度支持西藏地方当局，自己尽量躲在幕后的策略。
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洞察印、英、美等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同心态，利用三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矛盾，确定印度为外交主攻方向，采取了联合印度以牵制美英的外交策略。
中国共产党对印度的政策是通过斗争求联合，利用印度“维持其在藏利益”的对华政策，在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解放西藏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的原则下，积极寻求与印度建交，通过某种暂时的妥协和让步，解除印度对解放西藏的恐惧心理，求得某种程度的合作，以减少来自印方的压力，并通过印度来牵制美国和英国对西藏的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