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历史上一直有“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等问题;科举制度从来与户籍、录取名额地域分配、歧视反歧视联系在一起。下面来分析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的分配。
清代科举考试考场
这就有了第一个问题———首都录取名额畸高。
宋代也有这个问题。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解额”。以嘉祐五年(1060年)为例，首都开封府的解额是266人，而陕西只有123人，广东只有84人;而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无怪司马光称：“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到清朝，顺天府(北京)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广东省为102人。
首都的录取名额，超过任何一个大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首先，这是因为首都是朝廷勋贵所在，高录取名额是在照顾“官二代”，这是制度性的不公。此外，首都的确集中了优秀的教育资源;同时，京城的文化圈子，也方便考生了解考试动向。宋代司马光所谓“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这些共同造成了首都的“低分洼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