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根的一代”：台湾“外省人”的本土化历程

　　1949年，宫铃的父母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她父亲只有14岁，母亲才8岁。又过了十几年，父母才在台湾结婚，1972年生下宫铃。然而宫铃从小对大陆、对北京并不陌生，因为她是跟随姥姥长大，姥姥是北京人，当年就住在离故宫不远的南池子，宫铃从小就喜欢姥姥做的面食，会说很多老北京的歇后语。

　　今年37岁的宫铃坐在北京一家台湾人开的餐厅里，对记者侃侃而谈。她的样子符合现今大陆中国人对台湾人的想象吗？她温文有礼，操一口标准的国语，这是想象中台湾人的样子；她打扮得比较随意，还抽烟，这又不太像想象中的台湾人，特别是台湾女人。

　　回想起来，大陆人对台湾人的印象，应该最早来自两岸开放探亲时。1987年，第一批台湾人在时隔30多年后登上大陆，他们对着祖居地痛哭礼拜，他们口袋里都揣着一叠叠的钞票。他们有钱，他们讲国语，他们还用繁体字、守着许多大陆人已经淡忘的老礼，他们从穿着到装扮，都要比大陆人精致许多。

　　但是，大陆人可曾想过，其实我们定义中的“台湾人”也是很不相同的？台湾人中，“外省人”（祖籍大陆的）和“本省人”（祖籍台湾的）差异很大，而我们对台湾人的笼统印象却基本来自“外省人”。1949年前后，有200万像宫铃的父母、姥姥、姥爷这样的“外省人”涌进台湾，而当时台湾本地才600万人。到了今天，台湾的人口大约2300万，“外省人”占了约13%。

　　“失根的一代”

　　1985年，一位“外省人”的后代侯孝贤，在台湾拍出了一部电影《童年往事》，一举打响。当年该片获第2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最佳女配角奖。侯孝贤的电影，后来成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

　　《童年往事》是侯孝贤的半自传体作品。“这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我父亲是广东梅县人，民国36年，我出生的第40天的时候，父亲的同学要他来台湾当他的主任秘书……”这是《童年往事》开始一幕的画外音。在侯孝贤的父亲来到台湾以后，1948年，他们全家也迁到台湾，包括他的母亲、姐姐、哥哥、弟弟，还有他的奶奶。他们其实原本没有打算在台湾长住，买的家具都是轻便易携扔了也不可惜的竹滕制品。没想到，这一来就再也没法回去了。

　　影片中的奶奶，那位整天以客家乡音“阿哈咕--”呼唤阿孝的老人，固执地认为，顺着路走，过了桥，就能回到梅县老家，所以她一再走失，又被人送回来。那实际已是一代“外省人”思乡的一个象征。人们对《童年往事》的评价，往往集中在影片中那抒情的忧伤纯真的情调，然而，这部片子的英文名《the time to live and the time to die》（那有关生有关死的往事）才点出这片子的分量，当一代人逝去时，你才会体验出这一个时代的重量。他们永远地留在这片土地上了，无论他们的心里中留存着多少故乡的记忆，用宫铃的话说，他们是“失根的一代”。那么，他们的第二代，根子又属于哪里？片中阿孝的父母，寡言而落寞，又坚守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而片中的阿孝，正在青春反叛期，对唠叨的教官和“反攻大陆”的虚幻说教无比厌烦，顽皮斗狠，一度成为小混混。这是台湾年轻一代人的新鲜亮相。

　　《童年往事》的上演，正赶上台湾的一个历史转折时刻。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自己心在台湾，已是台湾人。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对来访的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透露，台湾当局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1987年，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被正式解除，次年又开放报禁，确定了台湾朝向民主改革不可逆转的方向。

　　1988年，蒋经国病逝，台湾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落幕。国民党实际已经认识到，“反攻大陆”只能是一个幻梦，李登辉接任后，着力推行的是“本土化”。

　　宫铃当时正好在上高中。她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那时每星期都要举行班会，我本身也是班级干部，有一天，大家说，今天我们的班会用台语（闽南话）开会吧，结果，我从来不曾上台说话说得如此狼狈。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好。那件事情对我影响深刻，我从小是参加演讲比赛的，可是居然有一天，我却在班会上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因为我不会这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