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根的一代”：台湾“外省人”的本土化历程

　　“外省人”的荣耀与失落

　　宫铃像大部分“外省人”一样，从小在台北长大。“我就读的学区都是外省人居多的学区，在我的小学和初中，班上也基本没有本省人。小学的老师基本全是外省人。直到上高中我才接触到本省人。”宫铃在上小学时就参加过演讲比赛，“我参加全台北市的朗诵、演讲、作文，都得过奖。这是一个本省小孩难以做到的，因为在国语的发音咬字上，对于一般本省小孩是比较难的。”然而，这种优势，后来被打破了。她记得自己上小学时，校门口的校训还是“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到了中学，流行的说法是“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到了上大学时，“你再说你是中国人就‘傻’了。”在大学里，宫铃听到她的同学见她过来，直接就用台语说，“外省婆来了”。“这个进程也就是十几年。十几年改变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是很快的。”宫铃说。

　　“这时候我意识到一些事情。原来外省人在统治台湾的过程当中，利用了一些制度化的手段，以保有外省人在这个社会群体中的特殊性。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小，但我们这个群体相当程度上压抑了另外一个群体的发展，才能够保有我们自己的身份空间。”那个时候，宫铃说她甚至坐出租车时都有一种恐惧，“甚至要学几句台语来保命。坐计程车，你讲了一句很标准的国语，就被人知道你是外省人，就得滚下去了。”

　　意识到“外省人”的地位失落的，还有相当一批出身“外省”的台湾文化人。

　　翻开台湾的知名人物名单，从政界到演艺界，相当高的比例都是“外省人”。政治人物马英九、郝龙斌之辈就不用说，在文化圈，高金素梅、胡瓜、林青霞、秦汉、李宗盛、罗大佑等等著名艺人都是“外省人”，也就是说，因为台湾在战后的政治环境，实际在台湾相当长的时间内掌握话语权的都是“外省人”。或许，至今中国大陆的读者观众认识台湾的途径也仍然是通过“外省人”们的作品。

　　《童年往事》的编剧之一朱天文，祖籍山东，也在这支“外省人”的队伍中。她和她的妹妹朱天心（还有一位妹妹朱天衣），都是台湾著名的当代女作家。而且，朱天心一部代表作，就名为《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眷村，即当年国民党大批军人刚进入台湾时安置家眷的地方，今天的“外省人二代”，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蓝色二代”，大都是在那种与台湾本岛相对隔绝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在《童年往事》中可以看到这种眷村的面貌，据说这是在嘉义市旧监狱旁的取景，那充满日式风格的建筑群，构筑出早期台湾社会民众的集体回忆。如今，这些眷村大多都被拆了，而在眷村中长大的作家们，则写出“眷村文化”作品来留住那些记忆。

　　朱天心的心路历程或许是这些住过眷村的“外省人二代”的一个代表。

　　在小时候，朱天心很“爱国”。她曾对另一位台湾政治人物林正杰谈过自己的心路：“一般来讲，一个在眷村长大的子弟是很容易认同国民党的，认为国民党就是政府，因为眷村的生活都是由国民党照顾的，如果你反对国民党，那你就根本活不下去了……记得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如果朝会唱‘国歌’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在讲话或者聊天，朝会结束后我就会去找他们理论，甚至跟他们打架。当时，我一直很担心我们的老‘总统’会死掉，我觉得如果他死了，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前途了……”用朱天心的话总结，这是“国族寓意加眷村生活加党国教育加父母辈强大真实的乡愁……这些交织而成”。

　　台湾成功大学的一位学者孙洁茹，曾经专门著文研究过朱天心的心理转变过程。孙洁茹指出，朱天心的转折也正是发生在“解严”之后。“外省族群在国民党的掌权时期，的确相较于本省族群享有较多资源，但随着强人政治的不合时宜，与在国际情势转变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采取本土化政策，外省族群的处境日渐艰难。”孙洁茹在这篇名为《外省第二代的认同历程--以朱天心及其小说为例》的论文中指出，“1987年的解严，对外省族群（尤其是第一代的外省人）而言，从1949年以来‘反共复国’的努力与信念正式宣告是一场荒谬，造成极大的失落感。”

　　随着眷村被一批批拆毁改建，这些“眷村人”不得不开始融入台湾社会，朱天心的笔下，曾描写过他们搬家后感到的“不对劲”，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们：“眷村的人总习惯叫那些村外的人，不一定是农家的，也不定是本省人的，都一律叫老百姓……这种叫法的感情是很复杂特别的，有些轻视的意思，有些怜惜，又有些洋洋自得，像是老兵们的心情，自己真是戍守前方保乡卫国的英勇战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