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美结盟与美物资援华：争取美援的艰辛经历

　　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宣布与德、意处于战争状态。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宣言，中国被列为世界“四强之一”，并与美国正式结为同盟。

　　虚幻的中美“特殊关系”

　　中美结盟似乎再次印证了长期以来的一种说法，即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但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原本是两个相当疏远的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和美国各自处于对方对外关系的边缘，如果不是日本疯狂的扩张和侵略的推动，它们在相互接近的道路上很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提出了着名的门户开放政策，这常常被看作是中美“特殊关系”的开端。其实，这个政策只是美国对列强的外交，提出的是列强在中国的竞争规则，其目的是为美国未来在中国的商业扩张保留机会。它印证的是中美关系的疏远而不是密切。就本质而言，当时的中美国关系同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同。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公然挑战，但美国只作出软弱的回应。国务卿史汀生提出“不承认主义”，但并不打算采取实际行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后，面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情绪，对中日争端推行的基本是一种任随事态发展的不介入、不干预政策。他甚至还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美日关系，以避免冲突。美国袖手旁观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它在中国并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特殊利益。

　　1930年代上半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一点。1933年5月，中美之间签订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1935年5月，中美两国财政部又以备忘录和换文形式达成了一项白银协定。美国还参与了中国航空业的起步，这是与中国国防建设有关的唯一方面。1932年美国空军上校裘约特率领顾问团来华，协助中国建立了中央航空学校。从1933年至1937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飞机供应者。在抗战爆发后的头半年里，仍有279架美制飞机运抵中国，此后才急剧减少。尽管美国在帮助中国发展航空业时谨慎而低调，但它毕竟在中国空军的萌芽阶段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国民政府的战时外交方针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蒋介石的设想是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出面干涉，尽快结束中日冲突。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在英国而不在美国。九国公约会议和陶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国民政府才认真考虑制订战时外交政策的问题。

　　1938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内部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战争期间中国到底能从哪里获得最大支持，是从英、美、法三国，还是从德、意两国，或是从苏联。官员们分成三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直到1938年中，国际形势渐趋明朗，讨论才告结束。经过这一番讨论，国民政府最终确定了以争取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方针。

　　蒋介石的结论是：“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国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侠义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总统必能有所作为。”6月9日，他把中国战时外交方针综括为：1.对英美应有积极信赖的方案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2.对苏俄应与之联络；3.对德应不即不离。

　　为尽快加强对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国民政府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列举对美方针：1.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2.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3.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政策，限制美日贸易；4.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国牵制英国，防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日妥协。这份电报表明国民政府已形成明确的对美政策，美英之间已以争取美国为主。此后，这四个方面就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任务，中美接近的过程由此启动。

　　争取美援的艰辛经历

　　在中国抗战的前三年，由于中立法的存在，中国无法从美国直接获得军事援助，国民政府因此把争取财政支持和贷款作为求援重点。不过，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中国还是从美国购买了一些军事物资和少量武器。

　　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共同签署《白银黄金互换协定》。按此协定，在抗战的第一年里，中国向美国出售了价值达1.38亿美元的白银。次年春季，美国允许中国将与此有关的部分贷款用于稳定通货以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购货贷款，国民政府因此购买了价值48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