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遥望大洋彼岸,当年的谈判对手福特已随着政坛潮水退去,站在邓小平面前的,是一位来自美国南部农村的花生种植园主--吉米·卡特。事实上,卡特在中国有过一段亲身的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后,卡特在美国海军服役,是太平洋舰队“鲳鱼号”潜艇上的舰员士官。1949年初,“鲳鱼号”从香港向北航行由上海至青岛,中途数次在中国沿海港口停泊,“卡特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活力”。当选总统以后,卡特决心在任期内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与邓小平不谋而合。
1977年2月8日,卡特就任总统还不到20天,就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会谈中,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关系正常化”,“我们的领导人可以访问中国,也希望你们国家的领导人来美国访问。我不知是否有可能充当主人,来接待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访问美国?”卡特的这句话,可以视为日后邓小平访问美国的伏笔。
8月22日,经卡特批准,主张以“渐进方式”逐步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国务卿万斯来到北京,执行“探索性使命”。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万斯,这是他恢复工作以后会见的第一位来访的外国外长,可见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邓小平友好地对万斯说,“你还记得1975年你首次访华时我们的会面吗?那正好是我被再一次打倒之前。”说了几句轻松的话,邓小平和万斯言归正传。邓小平神情严肃地说,“美国的立场从‘上海公报’后退了!当年基辛格还承认,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美国是欠了账的。如果按你说的去做,在台北就会出现一个门前没有国旗或国徽的大使馆。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大陆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准备在按3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对台湾问题,不要只看到你们有多少资产、多少投资、什么‘老朋友’,也要看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在和万斯的谈话中,邓小平既有理又有节,万斯后来回忆:“邓小平尽管彬彬有礼,但对我的建议很冷淡。当我一提出将在台湾的美国大使馆换成类似联络处的建议,邓便不再继续讨论有关正常化的任何一步措施。”
万斯碰了个大钉子,马上打道回府。后来,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又来华“助理”中美关系。1978年5月下旬,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邓小平在北海公园仿膳设宴招待了他。两人谈得广泛而融洽,甚至谈到了各自的家庭和经历,从此建立了友谊。当时,布热津斯基邀请邓小平,“希望能在华盛顿设家宴回请阁下”,邓小平慨然应允。次年,邓小平抵美伊始,就赴布热津斯基之约,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1978年7月初开始,中美建交谈判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经过他“先礼后兵,兵兵有礼”的斗争,中美关系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在这过程中,“不打不相识”的邓小平和万斯、布热津斯基成为朋友,共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发表,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二块基石,伍德科克成为美国首任驻华大使。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在中美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之际,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卡特夫妇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当时,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说,批准采访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活动的新闻记者接近1100人,是采访来美的外国领导人中记者最多的一次。1月29日上午,卡特总统及夫人在白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卡特夫妇陪同邓小平夫妇登上铺有红地毯的讲台,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事实上,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享受着国家首脑的礼遇。当时,一位苏联外交官不无妒忌地说,“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其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美国外交史上绝对是空前的。”其间,美国各大报刊登载了邓小平许多访美趣闻。1月29日,《纽约时报》就有这样一篇报道,标题叫做:“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副总理保证,他可以随便一口口猛喷‘熊猫牌’香烟而不用担心触犯美国法律。”在文中,笔者用诙谐的笔触写出了邓小平、卡特的一见如故:“中国副总理在抵达华盛顿后不久同美国总统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中,卡特取出特备的‘熊猫牌’香烟招待中国客人。邓小平说:‘你不吸烟,我也免了吧。’卡特说:‘不必,我虽然不吸烟,但我并不反对吸烟,因为美国有1亿多吸烟者,我不能没有他们的支持。’邓小平问:‘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回答:‘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父亲就是种植烟草的农场主。’邓小平笑道:‘好,我支持你父亲。’他点燃香烟,大口喷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