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战俘的改造：人道主义的教育

　　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这是日军的传说，其实确有其事。秋山良照是个机枪手，顽固的日本兵。1941年在战场上负重伤后，被八路军俘虏。但开始死不认罪，经“反战同盟”现身说法，慢慢地觉醒了，后来也加入了“反战同盟”。八路军对日作战，他经常请缨上战场，在日军冀南“4·29”铁壁合围时，他端着机枪奋勇冲击，从重围中杀了出来，使日寇闻风丧胆。刘伯承师长在太行《新华日报》上写文章赞扬秋山良照：“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枪去协助我们作战。”

　　秋山良照后来把太行日本“反战同盟”发展到十六七人，他任负责人，配合八路军与日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日寇胆战心惊。抗战胜利后，秋山良照和他的战友回到了日本。回国后，秋山良照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撰写了《八路军中的日本反战士兵》等书，记述了抗战时期他在冀南等地的战斗经历。1981年他重返中国，受到了他当年在八路军中的老领导宋任穷的亲切接见和盛情款待。

　　日本“反战同盟”还教八路军如何使用缴获的日军掷弹筒和歪把子机枪，使这些武器得以发挥作用。八路军在战场上拼刺刀多以人多取胜，一对一就不是日军的对手。“反战同盟”的盟员就教八路军战士如何刺杀，把“气、铡、体”一致起来，也就是喊杀声、刺杀方向、猛扑对手三者要一气呵成。为了增加臂力，盟员让八路军战士头顶烈日，练习枪举过头，一举就是上千次。盟员们还自制了棒球用具，开展棒球运动，在比赛时，被刘伯承师长看见了，他认为这项运动可增进部队的体力和灵活性，命令在全军开展这一运动，请日本“反战同盟”盟员当教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敦促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反战同盟”两次发出通电号召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朝鲜独立同盟”也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官兵发出了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的通电。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盟员还随同八路军、新四军进出敌战区进行接受工作。日军独立混成第5师团被八路军胶东部队包围后拒不投降，日本“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小林清亲自进入敌营做工作，促使该部日军向八路军缴械。

　　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许多经过教育改造的日本战俘和日军中的朝鲜战俘，英勇地献出了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共有52人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其中日本“反战同盟”34人，朝鲜“独立同盟”盟员18人。他们的英名永垂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伟大功绩！

　　侵华日军战俘诉说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转变过程

　　对日军战俘改造成功最有说服力的应该出自日俘之口。日本投降后，日军战俘大都回到日本，他们纷纷撰写回忆文章，客观公正地诉说他们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转变过程：

　　山田一郎在《太行山--我的第二个诞生地》一文中说：“我在28岁以前，还没有‘阶级意识’。1937年春，我大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同爱纪念医院内科工作。那一年7月爆发了日中战争，我入伍了。1939年5月，我所在的部队西渡中国。7月末，在寿张县的战斗中我的头部负伤，成为八路军的俘虏。当时我铁了心，豁出来被杀头，想设法逃跑。8个月后，我被转移到太行山。

　　”一天，我突然感觉很不舒服，直打哆嗦，我得了伤寒病，最后失去知觉躺在床上，后来听说我3天3夜没有醒过来。待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火炕上，一个女护士在炕边儿护理着我。她一会儿换水枕，一会儿烧火炕，忙个不停。我才意识到自己得了场大病，不过当时身不由己，只觉心里爽快，头脑清醒多了。后来，刘伯承司令员特意从涉县军区司令部赶来看我，还送我一桶酱菜，这种东西在当时是十分昂贵的。在这种关怀和照顾的环境中，我不久便又穿上了白大衣，为伤员治病，不过这次我是出自真心，想站在八路军同一立场上工作。在早晨和下班后的晚上自由支配时间里，我读《贫乏物语》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晚上把油灯拨亮，记笔记，往往精读到深夜。

　　“我把山西省的太行山视为我的第二诞生地。那里有我烦恼生活的记忆，也有脱胎换骨后难以忘怀的与亲爱的同志们共同度过的苦与乐，还有那许多令人思慕的回忆。”

　　和田真一在《在战斗和学习中觉醒》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常有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那些在日军中受教育的人，为什么竟在敌人那里反起日本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