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战俘的改造：人道主义的教育

　　20多年后，杉本一夫回忆说：“决心参加八路军的我们3个人，没有想到能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欢迎。那一天的情景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真是终生难忘。”

　　杉本一夫等3位日本青年创造了日本战俘参加八路军的奇迹。

　　10个月后，杉本一夫等日本青年又在中国创造了新的奇迹。在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感召下和杉本一夫等“日本八路”的配合下，日军战俘参加八路军的人越来越多。杉本一夫想，对日军的宣传要以日本人的组织为主，那效果就会更大，对俘虏的教育也是同样。于是，他和“日本八路”们商量建立一个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组织，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八路军敌工部的支持，他们决定给这个组织起名“觉醒联盟”，并制定了简单的纲领和章程。

　　193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他们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举行了“觉醒联盟”成立仪式，“日本八路”庄严宣告日本反战组织诞生了。它是日本在中国的第一个反战组织。“觉醒联盟”成立后，朱德总司令专门到“觉醒联盟”表示祝贺。

　　此后不久，在八路军的大力支持下，“觉醒联盟”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到1942年已经拥有山东支部、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太岳支部等5个支部。

　　日军战俘森健在战后写了《在延安组建反战同盟》的回忆文章，叙述了建立“反战同盟”的情景：“王震旅长指挥的八路军攻击了太原至同蒲线上的平社村车站，我当时被俘，成了八路军的俘虏。1938年末我来到延安，那是我被俘后的第三个月。日本俘虏的住处离敌工科办公室不远，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没有拉铁丝网。也许还把我当做国际友人对待吧。刚一进屋，看到4个40岁左右的日本人，穿着八路军的蓝色军服，盘着腿坐在炕上，正吸着自制的香烟。

　　”我和他们交谈了解到，4个俘虏中，有3人是大阪的商人，他们是经过朝鲜被送到中国战场上来的。在离开日本的第一周就让八路军给俘获了。

　　“转眼我到八路军里已经两年了，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作为一个日本工人，也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同时进一步地理解了日本军部称之为‘圣战’的本质。我认识到应该把以前对准中国人民的枪口，掉转过来对准日本军部和大资本家。1940年5月，在八路军的援助下，我和春田组建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据《八路军敌军工作史》记载，创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还有日军战俘高山进、市川春夫、小路静男等人。

　　“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建立后，反战同盟组织犹如雨后春笋，冀中支部、晋察冀支部、晋西北支部、胶东支部、滨海支部、渤海支部、鲁南支部等在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

　　在新四军中也先后成立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组织，在华中、苏北、苏中、淮南、淮北等地建立了支部。

　　1942年8月，在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的指导下，在延安召开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全华北反战大会”，将“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衫本义夫为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从此，分散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团体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纲领，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据1944年4月统计，同盟成员已发展到253人，支部16个。

　　此外，在八路军、新四军中还成立了朝鲜反战组织。日本在20世纪初就吞并了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他们把朝鲜作为兵员的补充地，强迫朝鲜人加入日军。因此，侵华日军中有大量的朝鲜人。

　　在华朝鲜人的第一个反战组织是1938年10月10日在武汉成立的“朝鲜义勇队”。

　　1941年1月10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成立，总会长是武亭，副会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曲作者、朝鲜人郑律成。朝鲜义勇队转入华北抗战后，隶属于“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领导。

　　1941年12月10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形势的需要，一致通过决议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改称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改称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选举金白渊、武亭、崔昌益、朴孝三等为同盟执委，朴孝三兼任“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支队长，李益星任副队长，金昌满任政治委员。他们召开朝鲜士兵大会，通过了《在日本法西斯军队内朝鲜人士兵要求书》，号召朝鲜士兵“绝不为日本天皇而死，要为自己的民族而牺牲，打回祖国去”！

　　反战同盟起了重大作用

　　在中国的日本和朝鲜战俘为主体的反战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在瓦解敌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特殊作用，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