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代的“朱毛之争”：陈毅“各打五十大板”

　　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问陈毅：“你说实话，毛泽东如何？”

　　陈毅不假思索：“我不如他。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都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说明我管不了这一坨哟。”

　　周恩来对陈毅说：“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如果现在要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有影响的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当然是最好的人选。”

　　陈毅胸怀坦荡地说：“我回去后还要请毛泽东复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去做了。”

　　周恩来赞许陈毅的态度：“这个责任很重大哟！”陈毅：“责任再重也得我去完成。”

　　1929年10月1日，陈毅在上海登上赴香港的轮船，行色匆匆回闽西革命根据地。箱子里带着用米粥水写在花布上的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即前文称的“九月来信”。10月4日到香港，6日到广东汕头，11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的揭阳。直到10月22日，才辗转到达红四军的驻地见到朱德。没有寒暄，也没有接风，朱德急切想知道中央的意见。陈毅一面吩咐文书用碘酒把花布上的中央文件显现出来，并立即抄写下来，一面原原本本把中央领导的指示传达给朱德。传达完后，陈毅坦直地说：“中央认为‘七大’有错误，这个错误责任在我，军长，跟你也有关系。”

　　朱德也率真地说：“那当然，我哪里脱得了干系？”

　　10月22日晚上，由陈毅作为前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陈毅不折不扣、坦坦荡荡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包括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滴水不漏。陈毅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向他承认错误。”朱德立即表示：“同意。”

　　深夜两位领导睡在一屋，商量怎么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朱德说：“中央的指示很明确，我们也表示同意。但你请得回来吗？”

　　“怎么啦？”

　　朱德从旧公文包拿出毛泽东的信：“老毛说你是‘八边美人、四面讨好’的好人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决不回来。”

　　陈毅表示：“当初是我气走了人家，解铃还需系铃人，为大局为中国革命，我一定会把毛泽东请回来。我先作自我批评，向他作检讨。”

　　陈毅三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既汇报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同志的口头指示，并写上：“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泽东连接三信，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接纳了陈毅的爽直和大将风度，回信表示不久就会回到四军，但回信时故意给陈毅开了个玩笑：

　　“出来容易进来难啊！我回来可以，但你得给我写上几条。”

　　陈毅回信说：“只要回来，不要说几条，八条十条我都愿意写。”

　　“陈毅主义”化为乌有

　　毛泽东回到长汀和朱德、陈毅见面，态度都很客气。陈毅、朱德当面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当时身体不好，精神欠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宽容和肩负的革命重任让三位领导紧紧握手。毛泽东说：“过去就让他过去，我们齐心协力，不信有办不成的事。”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份“九月来信”的抄件，问朱德：“这个中央来信写得好呀，你想会是谁写的。”朱德笑而不答，只是用眼神扫过了陈毅。

　　“噢！”毛泽东明白了，“有眼不识泰山哪！”

　　陈毅说：“是政治局集体讨论的。”

　　毛泽东握着陈毅的手。“陈毅主义”从此化为乌有。此后，陈毅一生义无反顾地跟随毛泽东，毛泽东也永远把陈毅装在心中。

　　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离长汀不远的古田镇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一开头便说：“红军第四军的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从此，中国开始有了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