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代的“朱毛之争”：陈毅“各打五十大板”

　　毛泽东提出赴苏联留学

　　“七大”不欢而散，代表各回驻地，公民小学又变得安静，但人散曲未终，分歧依旧，矛盾依旧。红四军是毛泽东一手创建的，但他走了，军委由朱德负责，陈毅则忙于把“七大”决议，毛泽东、刘安恭等人给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义给中央写的《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报告》，通过秘密交通送给在上海的党中央。此时是1929年6月底。陈毅附了封信表达自己的心迹：“前委四军七大改造，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接替时，我就可来中央。”“送给中央的‘七大’决议案等文件，皆关系四军重要问题，请中央详加指示。”

　　中共中央对这些文件较为重视，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进行研究和讨论。政治局认为“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主观地将毛、朱分成两个派系是故意造成派别，是错误的，调回中央工作。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是错误的，并指出“红军采取比较的‘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绝对不是家长制’，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八月来信”。但这封信却杳如黄鹤，红四军一直未收到。直到1982年，即信发出的53年后，军事科学院党史部的研究人员在查阅鄂豫皖地区斗争史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封信。原来这封信竟被误认为《中共中央给信阳中心县委转商城县委的指示信》由专人负责交送河南信阳了。

　　毛泽东离开前委后，提出了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新组的前委经过讨论，在留俄名单上增补了毛泽东、江华等人，名单由原定的22人调整为20人，正式上报中央。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走了，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同去的有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贺子珍。

　　7月29日，敌人“三省会剿”气势汹汹，叫嚷通过合围用一个星期把闽西根据地一举解决掉。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显得处变不惊，谋略在胸，他说：“用不着怕，敌人内部有矛盾，各自为政，名义上说是‘会剿’，其实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我们不要硬拼，要硬中带韧，采用牛篦政策，用力压就瘪下去，一放手又弹回原样。敌人来了，我们分散转移，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等敌人走了，我们再打回来。”“如果三省‘会剿’之敌来进攻闽西，我们可以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朱德赞成毛泽东的策略，建议“采取内外结合，围魏救赵的老办法以解闽西之围，一部分部队留闽西，一部分部队离闽西”。朱毛合作已久，配合默契。前委会上，决定由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当陈毅提出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时，却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可能毛泽东觉得说话太过刚硬，又机警地说：“再说，我还要等机会去苏联学习呢！”　前委会议后，毛、朱、陈三个分头行动。毛泽东在闽西山沟沟里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思考、完善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工农红军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在闽西成就了他光辉人生的又一个里程碑。

　　朱德独挑重担，临时代理前委书记，转战闽西粤东，保卫着闽西根据地，功勋卓著。但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也越来越暴露出来，朱德深为忧虑。所以在攻下上杭之后，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代表会议。会议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摆开问题让大家争论。结果无组织状态闹腾了三天，一无结果。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也认为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遂与郭化若及一部分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给前委回了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毛泽东继续深入群众，就政治、土地、政权、组织、宣传、工运、妇运、军运、共青团等方面深入调查，指导闽西的地方工作。但统帅的胸襟毕竟不同于凡夫俗子。信发出不久，毛泽东就觉得信的用词不太恰当，他带有歉意地对身边的萧克说：“我那封信写得不好，身体不好，精神情绪不太好，所以写了那样的信。”

　　陈毅再三恳请毛泽东回红四军

　　陈毅带着重任，秘密赴厦门，由厦门经香港再到上海，畅开胸怀如实向党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争论。经中共政治局集体讨论由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俗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政治局让陈毅代为起草一份中央决定，再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发出。陈毅思路明晰，下笔极快，很快交给周恩来同志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