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代的“朱毛之争”：陈毅“各打五十大板”

　　会上仍充满了争论的火药味。如何解决双方的争论，历史重担压在28岁的陈毅身上。陈毅一开头，就号召代表们“大家努力来争论”，目的很清楚，想通过争论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对敌。但此言一出，代表们又开始议论纷纷，吵得不可开交。刘安恭说：“名为四军，就要有军委。”

　　林彪说：“要不要军委是小事，问题是有人想要设立军委分前委的权。”

　　红军要不要建立根据地，还是交地方去管？

　　关于扩大红军，哪些人可以加入，哪些人不要，也有分歧。

　　“朱德同志总是把裤脚管卷得高高的，有流氓习气，不像军长形象。”林彪发言说。

　　陈毅几次出面阻止也无济于事，他不得不说：“同志们注意这是党的会议，不是骂大街。”但面对各执一词的红四军两位主要领导人，陈毅更是十分为难。他说：“你们朱毛就像战国时期的晋国和楚国，两个大国吵，我这个小小的郑国夹在中间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是进退两难啊！我跟你们哪个去？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其实你们也是怕红军分裂的，不是吗？朱毛朱毛，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之不存，毛将焉附！”

　　会上，陈毅从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

　　1．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是不够的，因为毛泽东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还要靠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去创造。（陈毅后来谦虚地承认：“我那时二十七八岁，不懂什么东西。”）

　　2．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他讲现在革命没有党来领导一定会失败。陈毅批评说这话实际上就是说没有毛泽东来领导，革命就会失败。

　　3．毛泽东的领导是家长制的，老爱发火，爱教训人。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天天吵架。“我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是希望你们两个团结。”（陈毅后来补充说：现在看来这个团结是和稀泥。）

　　4．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这等于说共产党员都没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嘛。（后来陈毅自责说：“我那时是很狂妄的。”）

　　对于朱德，陈毅在会上也批评了两条：

　　1．1928年湖南八月失败后，我陈毅主动作了检讨，但朱德回来后根本不作检讨。

　　2．朱德重用刘安恭是不对的，刘安恭一到红四军就当了重要领导，我不同意，我对刘说，你真要愿意干，就到连队里当个副连长，顶多当个副营长。但由朱德的坚持，刘安恭才能走上红四军的重要领导岗位。

　　会上，陈毅宣布了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处分决定，并把处分决定写进了“七大”决议案：“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

　　“七大”未能解决问题。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在红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无可避免会发生争论、分歧和经历曲折。陈毅在两位领导人发生分歧时采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实在也是无奈之举。

　　我曾读过陈毅儿子陈丹淮的《红军时期：陈毅与毛泽东的友谊》一书，他对这段历史这样写道：“由于陈毅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又正在代理前委书记，这次大会就由他来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次会，期望能在他所主张的正确路线上统一思想，于是满怀希望地找陈毅谈话，要求陈毅能支持他，做一个好的决定。但是陈毅一方面对这些争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过分害怕红四军的分裂，宁愿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是血气方刚，要表明自己的独立见解，并没有理会毛泽东的意见。”

　　“七大”只开了一天就匆匆落下帷幕。落幕前，通过了一个决议，并进行了前委选举。选举结果一半对一半，陈毅立即声明，他投毛泽东的一票弃权。关于这些，陈丹淮回忆说：“这次近乎‘夺权’的会给毛泽东很大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虽然在这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由中央、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的‘由下而上’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