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问题，这个问题讨论得比较少，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建立公正竞争的市场体系，或者说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市场体系。现在有些什么问题呢？第一，2003年十七大有一个提法，叫“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十七大这个决定贯彻得不好，必须要贯彻。第二，改变行政定价和价格干预，广泛存在行政定价和价格干预就造成了价格信号扭曲的状况。特别是现在通货膨胀，货币超发，它的效应正在显现，货币超发到物价上表现出来，西方的说法至少有十八个月的滞后期。在显现的时候，它确实碰到了问题，因为这个时候才说要紧缩货币，又有个滞后期，就来不及了。另外，如果觉得它见效太慢，加强力度太大，就会形成市场崩溃，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比较容易采取的办法就是管制，而管制的办法，普遍的进行管制，会扭曲价格信号，扭曲价格信号会恶化资源配置。
比如人们生活必需品，没有它就不行，我甚至还可以价格管制，还可以配给，但是普遍的实行配给制度，那就叫计划经济了，我们历年多次有这样的事情。要利用法制手段来制止行政垄断，制止市场格局地方保护和其他破坏公开竞争的行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在早期我们经济发展的时候，因为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低，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所谓“熟人”市场的情况下，比如浙江早期的专业市场，它是个熟人市场，人们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以，这种市场的秩序、合同的执行可以靠人跟人的直接关系，比如说乡亲关系、血缘关系来维持。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的信息网络是畅通的，这就有个威慑力量，使得人不敢造假，不敢失信，一失信，都知道，都对他进行封锁，不跟他往来，他就完全完了。可是当市场发育起来，他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变成全球性的市场，或者叫做生人市场或者叫非人格化市场的情况下，对于失信就没有威慑的手段了。骗子今天骗了你，他还可以骗别的人，于是骗子横行，这个市场秩序就难以保护。靠什么来管制呢？靠法制，实际上没有别的出路。
最后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靠谁去消除呢？当然，一般老百姓也有发言权，也有监督权，但是你真要消除还是要靠政府，因为有正式的制度在那儿。另外，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由谁来建立呢？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但是首要的责任是政府来负责，推进改革的责任是政府来承担的。问题大概就在这里了，温家宝总理在好几次《政府工作报告》里都讲了，政府管了许多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当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所以，各级政府要下决心来改变这种情况，进行自我革命，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跟我们中心原来的党组书记“陈君泰”最近用了比较多的精力来观察各个地方转型的情况，产业提升的情况，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情况，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经济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内容。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值得提出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有许多应该为的还没有为，所以应该为所应为。有所为有很多条，从当前来看，可能最重要的是前面这几条，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里讲的“宏观经济”就是讲的总体经济，比如说价格问题，宏观经济意义上的价格是价格总水平，微观意义上的价格是个别价格，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提供好的基本社会保障。特别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后，我们“十二五”的规划执行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但是许多政府官员没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这个方面，在“十二五”提出以后，在明年开局之年也要防止另外一面，不是防止没有做的他应该做的事，还要防止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这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我们市场体系改革还是有些落后，所以市场体系还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于是政府就不能不更多地去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在这个过程中就难免旧的习惯出来了。我们观察到一些问题，第一，直接去组织融资和操办项目，一个地区一个县级市的领导班子决定我要发展哪些产业，我要有多少个项目，什么地方去谈融资或者是财政给补助投资，就由一把手、二把手变成了县级公司的董事长。它造成一个后果，刚才我们李主任讲到了，同构化、同质化，因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央早就明确了是企业，因为企业才有这样的信息收集能力和自己的利益相关，所以他一定会研究产业现状、世界趋势、市场的状况、竞争的情况，来决定投在什么地方。而作为官员，并不具有这方面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取得经济效益的激励，没有这方面的激励。通常的办法就是按照上级的文件，中央提了七个方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到处都是这个，太阳能、光伏、新能源等等。我前段时间跟台湾产业界领袖一个一个谈过了，他们说你们算过没有，比如说太阳能所有的投资都建成投产了，产能有多大？市场在哪里？到处都要成为半导体照明中心，你们有没有算过你们现在在建项目都建成了以后市场在哪里？不要指定技术路线，每一种产业里面都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比如现在很热的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好多种技术路线，往往是领导听专家说了有什么，或者是自己觉得是什么，指定一种技术路线，大量的项目就上去了。
第二，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原来广东市委书记“朱晓丹”同志讲过，当然应该实行的原则就叫做“非进即入”，除非有法令明令禁止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进入，但是我们现在好象要准了才能入。加上《行政许可法》已经规定了，只有少数机构才能设立行政许可，但是行政许可比行政许可法建立以前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变相的各种名称，不叫审批制了，叫核准制、立案，其实还是这个。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公正竞争的环境，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
第三，避免直接补供方。有时候需要补贴，什么情况下需要补贴？就是对那些有外部效益，本身收益不大，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外部性，政府是可以补贴的，但是最好不要去直接补供方，就是补生产方，补供货方。这个问题又跟另外一个问题联系起来了，有一种流行的话叫“肥水不落外人田”，我争取了中央的补贴，或者我自己给一些补贴，直接就补给自己的企业，使得我们有一些补贴的政策它的效果并不好。比如说对于电动汽车，14个城市如果每个城市1000辆，就是14000辆，14000辆电动大巴应该离最低有效经济规模就不远了。但是如果这个钱都是补给了本地企业，胡椒面一洒，效果就没有了，1000辆达不到有效的经济规模，这种事情还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