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办？只有创造出这些条件，你才有可能落实。我们只好怎么办？加大各种所谓制约性指标，或者更加硬一点，变化指令性的，我们就回到了计划经济了。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我先算好各种产品、各种产业应该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把人、财、物往里调，然后规定了指标要达到，如果达不到，我就问责，追究你的行政责任。我们也有经验，前三十年我们这样弄弄得结果怎样？先是民穷，后来国也不富，那不是个出路。出路在哪里？出路在改革。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够创建这些能够落实我们“十二五”的基本条件。
这次“十二五”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讲到了，我们要推进全面改革，而且这次说了一个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要有“顶层设计”，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在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个争论，叫做改革能不能设计，其实八十年代经验告诉我们，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没有一个各方面的配套考虑，这个改革就会变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另外，改革需要项目很多，还要有重点和优先顺利的设计，而不能够说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这是不行的。因为它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而人家建立这个系统是经过了几百年的磨合，到现在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但是一些基本的矛盾是逐步解决，又有新的矛盾再逐一解决。我们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去形成新的体制，而由政府来主持建立我们新的体制，破旧立新，没有一个设计，这个设计不是像指令性计划那样把它弄得丝丝入扣，非常具体，但是一个框架性的设计是必须要有的，这就是最上面的一些设计。我们要解决许多问题，都要有设计，都要有这种顶层的设计。比如要提高消费在GDP中、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我们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有减税、补贴等等一些措施，根本的问题在哪里？顶层的问题是什么呢？顶层的东西无外乎是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初次分配怎么能够做到比较适合共同富裕呢？它不是孤立的，它是没有抓手的，要提高居民消费在整个分配中的比重，有什么办法呢？下命令？实际上需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设计。
这个事情当然需要有很多研究工作，分配结构是由什么决定的？我们不说现代经济学，我们说说老祖宗，一百几十年前马克思告诉我们是什么？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马克思有句话叫做“人们以什么方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方式加入分配”，所谓分配结构，其实就是各种要素所有者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个结构是什么决定的？是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结构决定的，只要自然资源投入和资本投入是主要的驱动力量，在收入分配中一定是自然资源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主要的地位，增长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中主要的贡献者是投资和土地，那么一定是投资的主人和土地的主人他的收入增长最快。如果主要是靠普通劳动力的投入，那么就是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最快，如果主要是靠人力资本，就是靠专业人员的劳动，不管是经理人员还是技术人员，他们的劳动驱动了这个增长，那么他们的收入会提高得最快。
所以，当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增长的方式由投资驱动转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集中，它的收入结构里面就是所谓专业人员，就是新中产阶级人员的收入最快，以至于到二战以后，很快白领工人的人数就超过了蓝领工人，而整个劳动者，白领工人加蓝领工人他们的收入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占了主要的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最后还是要解决增长方式的问题，不解决增长方式的问题，也就是初次分配，就像马克思说的一样，劳动者的收入在整个的份额是相对下降的趋势。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越富的人的收入储蓄倾向高，而劳动者的收入消费倾向高、储蓄倾向低。所以，要做一些根本问题的研究，要做出顶层的设计。还有一个二次分配的问题，如果一次分配比较公平，二次分配再加以调节，我们对二次分配，比如财政手段是个很重要的二次分配。有的外国学者问，看来你们财政起的作用是从累退性的，而不是累进性的，就是说收入越多的人他的财政负担越大，财政支出对那些低收入的人有帮助，而对高收入的人会降低他的收入水平，就要设计一套财政体系来符合二次分配的需要。如果用个别的手段去，有时候它的结果反倒和你的意图相反。比如我用各种补贴的方法，各种补贴的方法结果，从短期看，对低收入者是有利的，但是政府用了大量的钱，用补贴的方法，因为他自己是没有钱的，他补贴的支出多了以后，他就加税，加税的结果是蛋糕变小了，蛋糕变小，受损最大的还是低收入的居民。所以，就需要对一些些基本问题的研究要有顶层的设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推进具体项目的改革。
我们最近参加的很多会，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到底应该选哪些改革的重点，它们的顺序是什么样的？各方面提了不同的意见，对于各方面不同的改革应该在哪些方面，而且改革的方向也有很多的讨论，这就需要我们在“十二五”执行最好是有一个提前量，越超前一点越好，加强我们的自觉性。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迟，要抓紧进行深入地讨论，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案。
最后，谈谈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有哪些重点？有几个方面的改革应该优先考虑，一是国企的改革；二是财政体制的改革；三是金融体系的改革；四是建立公正竞争的或者是法制基础上的市场体系；五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特别是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很多方面都在全面地推进，可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还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才能够消除体制性障碍，才能够建立有利于创新和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
第一，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把国有经济的改革规定为两个主要的内容：一是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或者用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一段时间的话说，或者十五届四中全会所做的规定来看，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叫“有进有退”。从什么地方退呢？从什么地方进呢？十五次代表大会叫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里面把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这是要“进”的。三个行业：一是关系国家命运的行业；二是自然垄断的行业；三是公益性的行业。还有一个领域叫高新技术和重要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是要“进”的。退”就是除此而外的，当时的语言叫做“退出一般性竞争行业”。这是十五次代表大会做出的决定。后来国资委有一个七个行业要控制，还有一系列的行业要占主导地位，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我就搞不清楚了，好象没有中央的正式决定说改变了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