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保留下来的国企要进行公司化改革，这个改革特别在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国企改革决定以后，在二级公司推进得比较快。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推进到一级公司，就是集团公司，但是集团公司除了金融业，除了银行业，集团公司没有变。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国有资产的所代表的机构所面临的基本企业是基本国有的，没有符合十五届四中全会所要求的，除了极少数需要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都要实行股权的多元化，要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绝大部分一级企业，就是集团公司是全资国有的，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中心环节是董事会，国资委在最近几年做了董事会改革试点，但是现在数量还不够。真正国家直接管的，除了四大国有银行，那是整体上市的，基本建立了一个股权多元化基础上的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我们工商国有企业并没有做到这样，所以必须要执行1999年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
第二，财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现在存在许多批评和缺陷，这些问题急需要解决。这里说了四条大家议论比较多，还有在二次分配作用的问题。一是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技术创新和服务业的发展，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增值税的转型，特别是现在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途径之一就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而现代服务业税负过重，怎么把增值税扩大到除了制造业之外的其他部门还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取消营业税。二是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对称是肯定的，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解决办法就是把现在的分税制办法指向增强地方的财力，另外一种解决办法是减少地方政府、省、地、县，按照法律说只有省、县两级，地是个派出机构，但是在有些地方，地还是一级正式的政权机构。地方政府很多都说现在主要问题是财力不够，要求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这个话不太准确，因为从收入的分配来说中央是大头，地方是小头，从支出呢？从支出来说，地方是大头，中央是小头。中间有一个转移支付，中央收上来转移支付给地方，这个转移支付确实有问题，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一直在试图建立起一个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但是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还是批条子、专项拨款为主，于是就形成了苦乐不均，形成了跑步前进等等问题。
除了转移支付加以改善，从财政学界来说，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支出责任过度下移。中间有一点改进，比如2002年江总书记曾经召开一个会讨论义务教育的问题，当时就发现内地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基本上没有执行，后来就问这个问题在哪里？认为支出责任在县以下，而县以下的乡级财政基本上是入不敷出，或者是破产的状况，根本就没有办法执行，后来就把它提到了县，确实有了一点改进，至少是民意上说是九年义务教育都可以做到，但是教育的质量差别太大。所以就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支出责任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应该上移。在八、九年以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用的词叫“事权”，事权过分分散，要集中，在中国的语境来说授权总觉得是和改革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就很谈得到人们的共识。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从支出责任的情况看，中国可能是在大国里面最分散的一个国家。需要讨论到底用什么办法，但是不解决实在不行。为什么搞土地财政呢？如果不搞土地财政，他日子过不了。当然，土地财政本身因为它不规范，所以造成很多浪费，就加剧了我们资源的紧张。还有一个问题牵涉到人大怎么发挥职能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存在，预算很不透明，包括交给人大的预算都是一些大项目，实际上无法真正地实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第三，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说九十年代以来，我们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这么大的进步，成绩应该肯定，但是跟我们现在市场整个经济发育的程度比较起来，我们金融体系仍然太落后。金融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放开得不够，另一方面是监管不够。我们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可能金融工具创新过头了，特别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因为储蓄率太低，所以他要靠扩大货币发行、扩大信用来从其他国家搞到资源，来支撑它的高消费，于是他就执行这么一种政策，其实有一些所谓金融创新不能算是真正的金融创新。我们的情况好象跟西方不一样，不能套上西方放开得太多，我们不能继续放开，其实我们有多方面需要放开而没有放开。比如私人银行、小银行，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做的小额贷款，我去看了我们的小额贷款，比如山西的小额贷款公司，我觉得非常得鼓舞，但是民间金融太不发育了。像浙江，浙江民营企业是靠非正规金融支撑的，为什么靠非正规金融支撑呢？因为正规的金融有很多缺陷，小企业根本拿不到贷款。另外一方面是监管，按照九十年代中期的争论，首先认为监管路线上有问题，靠实质性审批来进行监管，结果它滋生了许多问题。我前两天跟一些私募基金的经理人讨论，他们觉得私募基金对我们的技术升级、对创新的产业化起了一些作用，它应该起更好的作用，但是因为兼官重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中间有一种偏向出现，有权利背景的人们利用权利，结果就不能起到帮助产业发展，改善经营管理，改善发展战略，而是临门一脚，马上就上市、退出，就取得几十倍的盈利。这是从国内来说，一个基本的矛盾就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还是要进一步市场化，同时进行合规性监管，而不是用审批制度或者叫做审核制度，用变相地行政许可的办法。
第四，对国际国外来说，就是关于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这一点中央领导已经多次说明我们的方针，就是一定要推行汇率机制的改革。从国内来说，由于许多人对汇率机制改革是对我们自己有利的这一点好象有不同的看法，以为这是国际斗争，人家要我们改我们要尽量顶住。从国际上来说，据我观察，好象这个问题是一个进度的问题，有些国家认为应该快一点，我们自己觉得以稳妥为好。现在我看这个方针是积极稳妥地进行汇率市场化改革。在国内也是有争论的，用渐进的办法有利有弊，看怎么衡量。渐进的办法有一个问题，因为它不断地存在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就会造成热钱流入的动机，它有利有弊，怎么来权衡利弊，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用公式算出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