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才知道，他们按我的贪污罪数额，早就要求我妹妹上交了所谓的“赃款”，为此妹夫只好将新买的摩托车卖了，将钱押在检察院。其实他们最想扣押的是我的拉达车(俄罗斯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伏特加旗下的汽车品牌)，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收到妹妹送去的“赃款”，就只好作罢了。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另一件事，是检察院在调查我贪污罪分奖金的问题时，找到了公司总经理戴小明查问此事，而戴小明承担了全部责任，签字确认总、分公司之间九一分成之后，允许分公司将留成的部分发奖金，并由分公司经理根据工作情况决定分配，并出具了当时的会议纪要。为此检察院又去调查了其他分公司的情况，它们的钱不多，也不够分的，因此没分，却不能证明不许分配。赵胜利为此专门找了两个分公司的经理，让他们回忆当时会议的情况，查证是谁说的不让分，后来查明是一位姓于的领导安排不许两个分公司经理分奖金。我对这个人的印象不深，我到华远时，他被派到西城区三十五周年国庆指挥部去工作了，根本不了解总公司开会确定九一分成的情况，而他从指挥部回来后，已经按当时的规定进行考核和分配了。也正是他向区纪委告的密，试图陷害，大约是因为他没有从公司的经营中获得奖励吧!
最终检察院从分公司拿到的，是有九一分成规定和可以将留成部分给员工发奖金的书面证据，于是我的贪污罪名不成立了，后来的调查等于都是为了寻找新的罪证，而与贪污无关了。
为了寻找新的证据来证明检察院的“功劳”，或者是为了满足上级纪委书记的指令，他们还搜索了公司其他人的家，包括我后来的妻子的家，但都一无所获。
同年的12月份，在我已被关押了三个月时，检察院已经知道这是一起冤案了，尤其是与公司的会计齐跃没有任何关联，于是检察院派人悄悄地告诉齐跃的妻子，让她以要生孩子(这是真实的)、家里无人照顾的名义向检察院申请对齐跃的保释，于是检察院用这种方法将齐跃释放回家了，而保释的通知却早被检察院遗忘了，至今也没再有任何的结论和说法。1986年初，检察院通知我妹妹，将扣押在检察院的所谓“贪污款”全部退还了，并准备对此案进行退案，但上面似乎意犹未尽，还想从我这里找出点什么问题，其目的也许是想从华远找个突破口，来“收拾”曾是华远董事长的陈元书记吧!
1986年初，审问我的不再是武利剑检察员，而升级为一个副检察长。第一次见面时副检察长并没有问我与个人有关的任何问题，而是让我写了许多与公司交接工作有关的事，我以为这是总公司来询问我的工作意见，其实他们也许是想从中找到些什么吧?我写了十几页纸，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吃晚饭的时间才回了看守所。
第二天，在笼子(专门关押犯人的铁笼子，外面可以上锁)里等待提审的时候，法警们没有关上房门，被我看到他们在房间里打牌，并赌博，那时的赌注很小，赢一把牌只有一两毛钱，却并不是什么好事。
我坐在笼子里要水喝，他们不理我，于是提审时我就向副检察长告了他们一状，此后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好多了。直到我出狱之后几个检警都还记着这件事。
1988年，我负责的月坛工地发生了塌方，死了两个民工，正是这几个检察院的检警出的现场进行调查，按理本应询问甲方的负责人，但当他们知道负责人是我时，都没有要求和我见面，直接找了我的副总了解完情况就走了，后来副总还专门问了我此事。
武利剑检察员是个好样的，他坚持认为我的案件不成立，为此受到了上面很大的压力，他认为这种以上级指令而不以法律为依据断案的活不能再干了，因此提出了辞职。检察员的任命是地方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辞职也需经地方人大批准，为了坚持自己的辞职决心，武利剑不惜到北京火车站前去卖冰棍，终于辞去了检察员的职务，放弃了公务员的身份，独立创业当了律师，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后来武利剑成了我公司的法律顾问。
1986年3月，按市里某领导的批示精神，我被从区检察院升格到市检察院审理了(这位当时主管政法的领导后来任司法部部长，却是个从来不将法律放在眼里的人).
那天看守所的警察让我带好行李出去，许多狱友以为我被释放了，还表示祝贺，但我领完被扣押的东西之后，却被带上另外一辆押送犯人的警车，拉到了宣武区的半步桥。这里是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和市第一监狱的所在地，一个大院分别属于两个机构，看守所在K字楼。“半步桥”，预示着进入这个监狱的人大多数只剩半步的生命了。
重复看守所的一套搜查、登记、关押的手续后，我被送入了二楼的牢房。
市看守所的房间比区看守所的平房亮堂，面积也大，沿着房间的两侧各排一排50厘米高的板床通铺，两排床铺之间有1.5米宽，多了活动的空间，坐在床边也舒服多了。
但室内没有洗手池和马桶，而是摆了两个中等大小的塑料油漆桶当马桶用。人多的时候两边床铺不够用，中间过道上也睡满了人，将头伸到一边的床铺下面，防止床上的人下来时一脚踩到下面睡觉人的头上。
市看守所中几乎每个房间中都有几个戴着手镣、脚镣的犯人，大多是杀人、抢劫或有暴力倾向的死刑犯，可见市看守所审理的大多是重刑犯罪，比区里水平高了一级。市看守所也有更多的经济罪犯和高级干部(13级以上的干部)，并且设有专门关押高级干部的牢房，看管的警察(称“管教”)也相对文明多了，他们更会分辨刑事犯罪与经济犯罪的差别。
市里的管教虽然不管案件的审理，却会找每个经济犯聊天，了解情况，一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经济制度的改革有许多疑惑，尤其是对第一次严厉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有所不解;二是可以据此对犯人关押中可能出现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预测与管理，合理安排关押的房间，为防范突发事件起到预防的作用。
市看守所里的管理水平也有所提高，每天会有《人民日报》，至少可以了解一些国家的大事和政策信息，还有《法学概论》等书，有心的人总会利用这些条件，不放弃学习的机会。我们会将《人民日报》中的英文招商和投标书剪下来，当作英文稿学习。那两本《法学概论》(上、下册)更是认真地从头学到尾，恨不能倒背如流了。许多人的起诉书一到，大家就能从起诉书中的用词上猜出大概的判决结果，刑期相差不了多少，开始我们把它当成一种赌博式的游戏，后来猜中的次数多了，许多没有太多文化的年轻人就将我当成了律师，求我帮他们写答辩，寻找法律上的漏洞，以减少刑期。我至少让一个戴了手镣、脚镣睡在我身边的刚成年的孩子免除了死刑和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