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百利而无一弊
全球性滞胀一旦出现，对于美国是绝对的利大于弊，所以美国不怕滞涨。对于美元贬值引发世人对美元失去信心，美国也不怕。
为什么呢？自金融危机发生后，世人对美元的信心就已丧失殆尽，但又奈何？只要美元的国际大宗商品计价与结算货币的地位不变，只要美元在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变，无论对美元看不看好，都必须持有美元。
再有，即使滞胀对美元构成不良影响，但滞胀对所有非美元货币不良影响更大，美元相对于其他币种而言不仅不会贬值，反而升值，甚至激励世人更多地持有美元。如金融海啸发生后，美国作为危机发源地，曾有相当一段时间，美元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升值，原因就在于此。
其实，在滞胀过程中，只有美国可以在价格上涨中获利。因为，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在美国人手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通常是美国机构在操纵。所以，国际商品市场、外汇市场的大起大落，不仅不会增加美国金融与经济的风险，反而会使美国的金融机构再次赚的盆盈钵满。
美国的金融机构一旦恢复了赢利能力，美国经济的一盘大棋就活了。首先，它可以为美国企业带来急需的信贷融资；其次，它将推动金融股以及其他金融商品的价格上涨，使金融机构为交易性资产价格下跌而产生的拨备回拨，重新变成金融机构的利润，从而推动股价进一步上涨，形成良性循环；再次，股市上涨会吸引大量资本流入美国。
1月份的数据表明，美国的资本流入已经无法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当月贸易逆差360亿美元，而资本净流出1489亿美元。这样的单月资本流出量已经创下美国历史之最。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恶化必然导致美元贬值。但是，美元贬值恰好又为美国的出口和实业经济体创造一个有利环境。
由此可见，在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之前，美元“注水”对美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却给全世界带来灾难。这恐怕也是世界各国对“美元注水”愤怒的关键所在。
美元生病，中国应对症下药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撰稿人 钮文新
世界主要经济体只有中国经济还在增长，因此中国不会发生滞胀。但是，全球性滞胀一定会影响中国，主要表现是：通胀高企，真实经济增长有所放缓。
这一判断的依据是，其一，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必定影响中国的投资热情；其二，如果上游价格上涨传导至下游，那消费势必受到不良影响；第三，本来经济萧条就使得中国的主要出口国需求下降，现在价格又上涨了，导致需求进一步减少，从而使中国出口遭遇雪上加霜的痛苦。
中国怎么办？
重新启用行政手段应对“输入型通胀”
笔者认为，无论是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还是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性滞胀，中国都必须充分发挥两大特有的优势：其一，中国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其二，中国拥有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这两大优势是中国有能力安度金融危机的根本保障。
面对价格的上涨，中国需要重新启用行政手段“保增长、管物价、补民生、扛通胀”。但无论如何不能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胀，原因如下：
第一，美元“注水”引发的全球性通胀，与中国内需经济的冷热无关。换句话说，通胀是输入性的，不是中国经济过热引发的。所以，如果用人民币紧缩政策去抑制通胀，那无异于“自杀”。相当于“别人生病，我们吃药”，不仅治不了别人的病，反而会使我们“药物中毒”。
第二，中国如果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应对通胀，不仅没用，反而会使中国内需经济变得更加困难。进一步抑制投资、抑制消费、抑制就业，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更好的办法，中国只有“扛”过去，而“扛”过去需要不小的代价。比如，按照过去的项目安排，4万亿元投资够用了，但一旦发生原材料价格大涨，那完成同样的项目就需要多花钱。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所准备，钱再多也得花。
再比如，物价上涨必然导致居民消费下降，这时中央政府恐怕还得花更多的钱，通过补贴促进消费；至于出口，长远看，需要产品升级；而近期看，政策应当更多地转向对低端消费品出口的刺激，因为危机之时，国际高端商品市场需求将大幅萎缩，价格再低也无法刺激需求，而只有低端消费品、生活必需品市场需求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而低价政策会取得不错的效果。
在财政补贴、尤其多补贴低端消费品、生活必需品出口同时，让人民币适度升值，借以缓解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
敢于利用“热钱”
一旦全球性滞胀发生，人民币资产将成为全世界最好的避险资产。
半年以来，美元兑港币的汇率一直被压制在1:7.75(港元升限)附近，甚至迫使香港金管局不停地投放港元以避免港币过分升值；与此同时，国际上各色亚洲基金投资中国的资产规模也在迅速膨胀，这些迹象说明，国际游资，即热钱在不断地流入香港(用外币换取港元)。它们真是因为钟情香港才来的吗？显然，它们的目标是：购买以港元计价的人民币资产。
香港如此，中国内地是不是可以避免“热钱”的冲击？历史告诉我们，不可能。国际游资无孔不入的特质，中国早已领教过，所以，靠堵的方式不仅没用，反而会无限加大中国的监管成本。其实，对于“热钱”不必心有余悸，“热钱”是个中性的东西，用好了有利，用不好才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