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13年,德国褐煤发电量比例已从2011年的45%上升到52%,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同比上升了1.5%。与此同时,消费者和企业则纷纷抱怨电价攀升,已比美国高出三倍。欧盟统计局2014年报告称,自2008年以来,欧盟电价约上涨30%,而
德国是欧盟电价第二高的国家。
在未来20年中,煤炭仍然将是发达国家重要的电力来源,而英国关闭了本国高污染的煤矿,也只能是把开采量转嫁给别国。
世界最好火电厂在中国
《纽约时报》文中的一项指责是,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在不断扩大对海外燃煤电厂的支持,建设效率较低、排放二氧化碳更多的发电厂,而美国政府已经不再使用公共资金对海外燃煤电厂提供资助,经合组织(OECD)也把资助局限于“超超临界发电厂”。
但他们没有告诉美国读者的是,世界最好的超超临界发电厂在中国。
所谓“超临界/超超临界发电”,一般是指蒸汽温度不低于593摄氏度或者蒸汽压力不低于31兆帕的燃煤锅炉发电技术。压力越大、温度越高,意味着燃煤的效率越高,煤炭的使用量越少。
2008年投产的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拥有两台100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发电量占上海需求的10%。世界公认,火电领域供电煤耗每下降10克/千瓦时,技术就领先一个时代。今年前5个月,这两台机组的每千瓦时平均煤耗为273克,比德国、丹麦、日本、美国最先进煤电机组的能耗分别低8.3、10、28、31克,相当于领先一代至二代的水平。
在污染物排放方面,按照我国去年实施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煤电厂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烟尘排放量分别不得高于100、50、30(特定地区20)毫克/立方米,其严格程度已远超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外三”的水平是:二氧化硫18.43,氮氧化物15.76,烟尘9.62,甚至比天然气发电(氮氧化物40-50)更加清洁。
纽约时报今年11月的另一篇报道指责,今年中国有155个这类煤电项目获得批准,总装机容量相当于2014年年底中国燃煤发电能力的15%,也相当于美国燃煤电厂的40%。报道还举例说,一个投资5.8亿美元的燃煤发电厂正在河北省的村庄东仙坡施工兴建,预计装机容量将达到700兆瓦,比俄亥俄州所有类似电厂的总发电量还高。
但这篇报道绝口不提,这座发电厂采用的正是先进的超临界技术,更不会说明,中国这项庞大的建设计划,目的正是要替换老旧的高耗能高污染电厂。
报道更没有提到,2014年,中国也成了全球太阳能和风力发电领域最大的投资者,用于清洁能源生产的总投入高达895亿美元,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美国(520亿美元)。
无论是超临界燃煤发电还是新能源技术,中国的起步都比西方晚十年以上,竟能迅速成为领导者,除了科研人员的努力,节衣缩食的高额研发投资必不可少。但要是没有每年7%的增长,动辄数百亿美元的投资,恐怕再节俭也拿不出来。
西方人热衷于让发展中国家放弃高污染的能源,不吃糟糠,改食肉糜,自是出于一片善心。肉糜从何而来?答案也不难。按照京都议定书和今年的巴黎协议,发展中国家本应得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减排支持。
其实,若早有这样的承诺,中国人又何尝喜欢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不过,如今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承诺听听就好。亚非拉国家早就明白,死了张屠夫,也未必就得吃带毛猪。只希望素以清高自诩的媒体人先弄明白,是谁在秉持更高的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