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释放政治潜力
再有就是所谓的“许可证制度”。这种从大英帝国继承的行政结构,在许多方面与过去的英国保持着惊人的相似,甚至演变成一个官僚政治的噩梦。印度的大企业家拉克希米·米塔尔和刚刚退休的拉坦·塔塔都更喜欢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因为在印度获得许可证可能要耗时七八年。
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僚机构在后殖民时期成为一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就应该是放松管制和经济自由化,当然在某些方面,印度确实是这么做的。
例如,这就是欧盟和印度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唯一办法,而自贸协定对双方都将大有裨益。但是,上世纪90年代席卷印度的市场自由化本身也是一个问题。
接下来是媒体问题。印度媒体集体陷入一场商业化和煽情技术的竞赛,与之相比,福克斯新闻频道也显得“公正而稳重”,英国小报《太阳报》的形象在它们面前似乎都高大起来。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印度教徒报》等高质量的报纸。但是,大篇幅的广告和“有偿新闻”天天都会出现在媒体上。
印度人真实生活
同样不应忘记的还有政治。几乎每个印度人都告诉我,在新德里,商业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印度政坛充斥着刺耳的叫骂声,区域、宗教认同政策,以及“政治王朝原则”(从拉胡尔·甘地在国大党的崛起就可见一斑),但政治家们却在占全国人口2/3的贫困人口面前惺惺作态。
虽然穷人可以从某些社会发展项目和慈善活动中获取帮助,但是政治家们一般仅限于向他们提供少量补贴,以及工资低的工作,然后就是在选举期间向选民施以小利进行贿选。
正如古罗马人所言,他们是在用“面包和马戏”来麻痹社会。在印度,所谓“马戏”就是板球运动和宝菜坞的演艺活动。那么中国继续保持领先是不可避免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但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印度必须在政治上击败中国。说到政治,笔者所指的并非狭隘的争权夺利,而是要释放印度人民在政治上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