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控者的“原罪”？
朝廷与社会共同造就了作为“天下之政”的州县困境，迫小民走上京控之路。官方对京控原告的态度，却是一种压抑的方式。《大清律例·刑律》中的诉讼门，最多的是严厉打击“越诉”、“诬告”、“教唆词讼”的规定，而维护告状人权利的“听讼回避”只有一条。难怪有人说这不是什么诉讼法，而压根就是“不让告状法”。李典蓉在京控案里发现的最有趣的一点是，被告不一定被判罪，获罪的往往是原告，官员常用“原告有罪”的预设去审理案件。一部分档案里，京控原告在未判之前即被称作“该犯”，如被告确实有罪，也都是先拟原告的罪，再拟被告的罪。如此“有冤无冤皆可罚”的怪现象，屡屡让期待“青天”的小民失望。官方对原告如此不信任，主要出自一种长期的恶性循环：地方官表面上为了“无讼”、“息讼”的理想，事实上却经常“压讼”，对某些“无利可图”的词讼，或是可能牵连衙门上下官吏的诉讼不予受理。
负责京控审理的官僚有意识地排斥原告，并将问题故意转嫁于上控者与唆讼者，以掩盖自身缺失与不作为。在官方史料里，“讼师”与“生监”是两个不断地被污名化的群体。李典蓉总结了讼师何以如此令官员反感的原因：（1）造成地方兴讼，违背“无讼”理想，增加政府负担；（2）勾结衙门书役；（3）牵累无辜；（4）挟制官吏；（5）挑战官权；（6）结党联盟；（7）影响边疆安定与和谐。
资料图：清末犯人
讼师独立于地方与国家利益之外，可能更注重经济利益，不属任何衙门管辖，他们让官府难以控制，所以被视为“眼中钉”，也成了控案纷繁的替罪羊。“生监”是地方知识分子代表，有文化，也有影响力，在基层社会中，他们很容易成为煽动百姓抵抗政府、随意包揽地方事务的“不良分子”。李典蓉注意到，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管理多数民族的政府，清朝对集体行动，尤其地方士绅的集体行动的敏感程度超过前代。生监常常为群众的领头羊，也是官方最讨厌的“挟制官府者”。道光十九年湖北崇阳县发生“钟九闹漕案”，秀才钟人杰因代被浮收漕费的花户出头，大闹县丞，最后带领花户攻占县城。在官方文献里，钟人杰非但是好讼之徒，更是逆匪的棍徒；但在当地民间口头传说中，他实是为民请命。貌似对立的正史与民间传说，体现了两个阶层对同一事件的评论与价值观。
伸冤路上的“捷径”与“阻碍”
俗话说“赴京路迢迢，银两作道桥”。一旦赴京呈控，也就意味着不菲的开销，但京控还是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诉讼途径，这除了官吏本身的腐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通过京控降低诉讼成本。这里包含着原告的理性：面对官役的持续勒索，又不能预期州县能够迅速结案，宁愿直接京控，毕竟路费开销有限，衙门需索无穷。官方对于上控采取压抑方式，也影响到京控者或代作呈词者的“策略”，那就是“图准不图审”。为突破案子被拖延不审的困境，只有凭借出色的文笔或是张牙舞爪的指控来赢得注目，而“虚构词状”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诉说己方的良善与无辜；（2）凸显对方的强横与凶恶；（3）夸张案件的事实与情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看了台湾《淡新档案》后，认为通过档案很难准确把握案件实情：“诉状中常常有夸张成分，还有不少是为了‘耸听’而捏造的假象。”在传统官僚主义下，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方针一直是百般无奈下最有用的办法。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河移民”上访时，不也是用着“说”（对自身苦难的叙事技巧）、“闹”（逼迫政府立即解决问题）、“缠”（抓住站得住的理由后就不间歇地密集上访）这不见得新鲜的三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