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前期尽管在伦理上束缚妇女，但是对寡妇再婚并不加以非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妇女处于依附地位。未婚依附于父兄，结婚依附于丈夫。死了男人或者被男子赶出家门，就失去了依附的对象，从而也就失去了生活保障。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允许妇女再婚就是对这种依附性的肯定。同时，那个时期主张“婚姻以时”，尽量减少“旷夫”和“怨妇”，也还多少有点对人性的尊重。
还应该说明的是，妇女再婚，不是本人有什么再婚自由，也是包办婚姻。和结婚一样，女子再婚，包括寡妇改嫁都是要由尊长主婚的。在多数时期里，这个权力主要在于女方的父母手中。
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宋明理学的出现是一个重要转折。那些理学家都以孔子门生自诩，但是他们对儒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其中有一点就是极力强调妇女的贞洁。北宋有个程颐，是个理学奠基人之一，他说过一句话叫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大力提倡妇女的贞洁，坚决反对寡妇改嫁。其实这种说法在当时的影响还很有限，他自己的侄媳妇就改嫁了。但是他的这句话，经过南宋朱熹的宣扬，影响非常非常大，不知摧残了多少妇女！
在元、明、清三个朝代，这种贞洁观念不但被一些读书人奉为准则，而且影响广泛，也影响到法律制度。
元朝以后的法律制度，也并不禁止妇女再婚，不禁止寡妇改嫁。但是同时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一个是在继承以前为父母和丈夫守孝期间妇女不得改嫁规定的同时，规定，命官的妻子，如果得到了朝廷的封号，因为她的封号来自丈夫，所以即使丈夫死了，也不许改嫁他人；同时修正了唐宋的法律，唐宋规定父母可以强制寡妇女儿改嫁，这时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强迫决心守节的寡妇再婚。
另一个方面就是发布法令，对于替男人守节妇女家庭给予照顾，对于坚决守节表现突出的给予嘉奖，包括写入史书，让她们青史留名，以及为她们建立贞洁牌坊等等。比如明朝法律规定：“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就是说，法律虽不禁止妇女再婚，但是鼓励寡妇守节。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国家政策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