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盖”，改变了以后历届苏共政府的政治行为。自赫鲁晓夫之后一直到戈尔巴乔夫，苏联虽然经过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政治倒退时期，但是苏共再也没有犯过大规模地屠杀不同信仰群体、反对派的恶行。
“揭盖”也打破了斯大林的神话，在客观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它不仅成为人们重新认识斯大林的起点，而且也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诸多实质性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各种价值观的重新评价。这些都促进了苏联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为日后的民主改革和专制的终结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赫鲁晓夫也给“社会主义大家庭”带来强烈震撼。此前，以苏联为领导核心的共产主义运动“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许多国家的人以为苏联正带领世界走向全球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宣告了这一切的终结，引发了人们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反思，推动了东欧等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变化。
可以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改变了苏联，也改变了世界。
“解冻”：全方位改革
继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后，赫鲁晓夫领导了全国性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到1956年8月，有近2000万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被恢复名誉。到1957年，有800万政治犯获得了自由。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使人们“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各个领域“解冻”思潮涌动。顺应形势，赫鲁晓夫开始全面推进改革：
一、政治改革。限于篇幅只简单说一个问题，即赫鲁晓夫吸取斯大林专制的教训，试图用“全民国家”模式取代无产阶级专政。
“全民国家”概念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前夕提出的，以后他又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和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继续阐发了这一思想，其主要内容是把国家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吸引公民直接地经常地参加国务和社会活动，把生产工作和国家事务管理结合起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说：“每一个苏联人都应该成为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参加者！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任务。”“全民国家”思想被认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回归和发展，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工具，是真正的民主。
“全民国家”思想以扩大人民代表苏维埃为主要实践途径，到1950年代末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苏维埃系统：“1959年，在苏联已有5。7万多个各种级别的国家政权代表机关，在这些机关里工作的有180多万名代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和《苏共章程》声称：“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必要了”，苏联“已变为全民的国家”，苏共“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赫鲁晓夫“全民国家”思想的实践，强化了苏联人民的公民意识，也为日后苏联专制的瓦解奠定了社会基础。但“全民国家”的设想有很大空想性，在专制的前提下，人民群众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管理。事实上“全民国家”的实践在苏维埃的选举等很多方面都流于形式，各群众组织如工会、共青团等实际上也纳入了官僚体系。
二、经济改革。与“全民国家”思想相联系，赫鲁晓夫在经济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即对国家经济结构实行分权制度和非官僚主义化。
工业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把中央在物资、生产、工资等方面的权限下放给加盟共和国，把许多中央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还把以部门为主的条条管理改为以地区为中心的块块管理。这些改革冲击了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但又滋生了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1959年后不得不收回一些权力，部分恢复了中央集中管理。总体上看，工业改革进展不大。
农业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农庄、农场自主权，所有计划均由农庄、农场自行编制。1958年2月通过法令，把斯大林时期建立的机器拖拉机站解散，机械卖给集体农庄，使之拥有自己进行生产的技术设备。这些改革总体上促进了农业发展：1951～1955年，苏联粮食年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1965年，年均产量达到1。3亿吨。
根据赫鲁晓夫的构想，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把州和边疆区的党组织改组成两个独立的党委会，即“工业党”和“农业党”。这一改革避免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但却造成经济管理上的诸多混乱，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在执政末期，赫鲁晓夫多次严厉批评干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事务的干部，他强调各级党委应把精力集中在政治教育工作上，而不要干预经济建设问题。
赫鲁晓夫很重视改善公民生活状况，提高公民福利待遇。苏共二十大后，大幅提高了退休金，并首次为集体农庄庄员建立了国家退休金制度。与此同时，降低了农业税，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1956年9月，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工人最低工资，把周工作时间减少两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