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百年中，中国就经历了多次集体抵制日货的风潮。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中国商会领导工商界作出迅速反应，提倡使用国货和抵制日货。
1919年“五四”运动中，抵制日货成为爱国学生的自然行动。5月7日晚，北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召开会议，建议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宣传抵制日货，即：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不卖日本货。
山东商界也掀起新一轮抵制日货行动，近万人召开公民大会，通过罢市决议，检查焚烧日货，导致山东省日货大减，有的近乎绝迹。
但不久，在华日本商业又卷土重来，很快再次占领市场。
“九一八”事变后一个月内，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在天津，有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据当地的《庸报》报道，有人发现宋则久的商店卖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纽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纽扣的女大衣。宋则久当即开除了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国货商们更是不失时机地利用高涨的爱国热情宣传自己的产品。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纺织工业竞争相当激烈，而抵制日本大量生产的粗布，就降低了其和上海、江浙等地纱厂的竞争。
最着名的例子当数南洋烟草公司，它利用抵制日货的时机大打国货牌，获利丰厚，一度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针对性地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抵制日货风潮中，由于“日本制造”产业结构单一，对中国的出口也仅限于纺织品行业，打这种“经济牌”很容易见效。
他们都摸透中国人的心理了
1955年至1970年，日本经历了“黄金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