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399年至1413年的14年间，麓川最大的事件就是领地不断瓦解，这就是麓川历史上的“析麓川地”事件。据《明史沐英传》记载：“建文元年（1399年），思伦发死，诸蛮分据其地，晟讨平之。
以其地为三府、二州、五长官司。又于怒江之西，置屯卫千户所戍之，麓川遂定”。麓川领地的瓦解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世袭土官为了自身利益而主动脱离麓川；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对叛离者予以支持。明朝的“析麓川地”策略极大地削弱了麓川的势力，至思亨法（思行法）统治末期，麓川实际控制的领地仅剩下陇川、瑞丽、芒市、遮放及部分边外地区，麓川开始走向衰落。3、明朝三征麓川
1413年，思昂法（思任法）继承麓川王位。思昂法从开始执政就积极筹划逐步恢复麓川祖辈的版图。他先收复周边故土，然后进攻孟养，最后进军勒宏地区。随着领土的扩大，麓川的实力逐渐增强，与明朝的矛盾不断激化。
在如何处理与麓川的关系问题上，明朝内部出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这两派之间的争执。主和派以刑部右侍郎何文渊、翰林院侍讲刘球为首。何文渊上疏反对发兵征讨麓川，理由是麓川不过是“弹丸之地”，“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若宽其斧钱之诛，兴我羽旄之舞”，认为只需派一名官员，“宣扬圣化”，使之感恩戴德即可。
神勇无比的明朝军队
刘球也建议“终宜缓诛”，理由是“王师不可轻出，夷性不可骤训，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他特别顾虑南北形势，指出“江南近年水旱相仍，军民俱困，若复动众，恐至纷挠”，“至于瓦剌，终为边患”；担心“移甘肃守将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为御”？建议派员率军于金齿等处屯田，“且耕且练，广其储蓄，习其水土”，然后联结诸部，伺机进退。
然而这些意见遭到以太师英国公张辅和兵部尚书王骥等为首的主战派的拒绝，理由是“麓川之征已有成命，难允所言”。当时明朝正统皇帝年幼无知，由太监王振专权。王振急功好利，“欲示威荒服”；而王骥又“欲自效”而投靠他。于是，主战派的意见得以施行，明朝政府随即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麓川之役。
3.1一征麓川正统六年（1441年）二月，明英宗诏命定西伯蒋贵为总兵，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发兵15万，出征麓川。五月，兵至云南，战大侯州，攻上江寨，破沙木笼山，思任发败走，“于是献捷于朝”，这就是一征麓川。
3.2二征麓川此后，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图恢复，据麓川，出兵侵挠”。于是，正统八年（1443年）五月，复命定西伯蒋贵充总兵官，率兵5万，再征麓川。王骥趋者阑，“破之，机发脱走，俘其妻子部众，立陇川宣抚司而归”。
3.3三征麓川但“机发据孟养自恃，时服时挠，总兵官沐斌追击”，“终不出，潜匿孟养”。于是，“帝以斌师出无功，复命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总务军务，都督同知官聚佩平蛮将军印，率南京、云南、湖南、四川、贵州官军土军13万人马往讨之”。时为正统十三年（1448年）三月。次年春，明师攻破鬼哭山大寨，得积谷四十余万石，思机发逃走，明师逾孟养至孟那，“诸部皆震怖，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天威也”。但思任发少子思禄仍拥众据孟养为乱，“骥等虑师老，度贼不可灭，乃与思禄约，许土目得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约：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捷闻”。这就是三征麓川。
4、麓川之役的影响
明朝三征麓川（1441-1449），战争先后持续了9年。麓川之役对参战各方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明朝军队前线指挥所在
4.1对明朝的影响麓川之役对明朝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麓川之役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它遏制了麓川政权的扩张野心，彻底解决了麓川政权对明朝的威胁，从而巩固了中国的西南边疆。第二，麓川之役也导致了明朝的衰落。三征麓川，明朝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第一次战役，明朝派兵15万；第二次战役，明朝派兵5万；第三次战役，明朝派兵13万。
战争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刘球第二次上书中曾说：“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在“江南水旱相仍，军民俱困”、“瓦剌边患”的严峻形势下，王振等仍然要调动江南和四川各地的大量兵力，“转饷半天下”发动了持续9年的大规模战争，从而引发国内农民起义，政局动荡。由于国库空虚，瓦剌乘机南下入侵，致使明朝皇帝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4.2对麓川的影响麓川之役彻底瓦解了麓川政权。三征麓川对麓川政权具有毁灭性的后果。麓川长期与明朝军事对立，实力消耗殆尽。三征麓川以前，麓川已请求明朝免除其所欠差发银二万四千余两。正统元年，麓川又请求明朝免除其所欠差发银二千六百余两，理由是“百姓稀少，无从缴纳”。麓川地处战区，由于战火连绵，长期遭受军队蹂躏。
加之王骥采取“纵其大掠三日”、“将附降渔户解作生擒”等做法，致使云南西部傣族地区生灵涂炭、土地长期荒芜，“凡田地近人烟者，十垦其二三，去村寨稍远者，则迥然皆旷土。”战争使人口锐减，据元、明史料统计，三征麓川前后麓川损失人口三十余万。
4.3对木邦、缅甸的影响经过麓川之役，木邦、缅甸的势力更加强大。在中国西南边疆形成了“减一麓川而生二麓川”的局面。刘球在上书时早已指出，若将麓川土地给予木邦、缅甸，则“两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势坐大，将不可制”。
木邦原属麓川辖地，后来因为得到明朝的扶持和默许对麓川进行侵吞而不断得以扩大。早在麓川之役开始时，木邦已兼并了兴威以东至萨尔温江以南至雍会的广阔地带，以及兴威以西的部分地区，势力已十分强大。
早在麓川之役中，木邦和缅甸就凭借自己的势力向明朝施压，要挟索要土地。麓川之役结束后，明朝的王骥等人却仍将原属麓川的孟止、底麻等地划给木邦，使其土地和人民增加了将近一半，从而丧失了从潞西的芒海、中山以南及瑞丽以西直达伊洛瓦底江的大片土地。明朝的王骥等人却将原属麓川的孟养、戛里划给缅甸，使其增加了1/3的土地和人民，从而丧失了伊洛瓦底江以西包括整个亲敦江流域的广阔地带，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此后，木邦和缅甸不断对明朝边境进行侵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