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决定中国不被灭亡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武汉西部长江岸边宜昌城内的九万吨重要战略器材——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并决定未来反攻的有生力量。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说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敌机已飞临宜昌，日军正向宜昌推进，而民生公司承担的任务，除了这九万吨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战略物资，还有十万聚集在宜昌等待入川的军政两界要员及其部下与附属人员，外加一百万吨左右的零散物资和不计其数的难民，处境万分危急。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但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当时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重庆国民政府
10月23日，就在武汉沦陷的前两天，卢作孚到达宜昌坐镇指挥。摆在卢次长面前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2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尚能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停航期，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在40余天的时间内运走。而要完成这么大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整整一年。
面对危局，卢作孚到达宜昌的当天晚上，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开会，促使众人要以孙子兵法中所云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悲壮精神，想方设法打破困境，突出重围，保全中化民族生存、反攻的仅存的一点血脉.次日清晨，随着太阳光芒初照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宜昌，抢运方案形成，所采取的方法是三段航行：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以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待运物资中，除了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这样，川江中水位的时间被充分利用了，仅有的运力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