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见书中他这样写道：“最近一段时间敌人空军的动向表现为——遭到我军攻击时就选择躲避，并且采取迷彩、遮蔽、掩护以至欺骗等手段。尤其是我军为了进行攻击所需要的行动距离很长远，而在此区间内敌人的谍报监视网络又很严密，因此，想要通过偷袭来取得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一般性的进攻性作战终究是无法达成歼灭敌人航空力量之目的，这是极为明显的。”他不仅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还言辞激烈地对日方记者夸大战果和不实报道给予批评：“一直以来所报道的轰炸效果显得过于夸大了，有人作出判断说我军已经把重庆炸成了如同废墟一般，这就大错特错了，依据卑职实际所看到的情况，我觉得中国方面已经索性使重庆由半岛区域向其周边发展了。”
此外，他还更为深刻地道出了“重庆轰炸无用论”的深层次原因：“支那(“支那”一词本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此处为了不破坏史料本身的原始性，故不做人为转换——作者注)民族自古以来历经种种改天换地、兵燹之祸，以及其它之人为灾害，几千年来所受虐待与欺凌甚多，他们对一切灾害都已习惯并且熟识，按照他们的风俗与习惯早已看破了这些灾难并谓之‘天命’。因此，由轰炸所造成的那种打击，最初有什么样的影响姑且不谈，就现在来说，由于经过了数年时间的洗礼，重庆人民似乎已经有了免疫力，对轰炸没有太大感觉了。因此，仅仅通过轰炸就能使其屈服的这种想法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逃难的老百姓
对于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军事设施特点以及航空部队自身轰炸成本，他也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尤其是像四川省内的那些军事设施，大多规模比较小且分散在各地，不管是炸毁了哪一个都不足以置蒋介石政权于死地。因此，如若今后继续实施此类进攻的话，考虑到目前的帝国航空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燃料方面的问题，真是很让人寒心。以上这些就是切盼长官您重新考虑轰炸重庆的理由。”
这份言辞恳切的意见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上层的决策，9月7日，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接到命令，中止了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的轰炸。
深刻反省侵华战争，对田中角荣表达不满
1945年8月15日拂晓，曾指挥了两次长沙会战的日本陆军大将阿南惟畿切腹自杀，几个小时之后的正午时分，“玉音放送”(天皇广播)开始发布已于前一天提前录好的日本裕仁天皇亲自宣读投降诏书的声音，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停止战争行为。
听完天皇广播的远藤三郎百感交集，各种思绪在他的脑海中翻腾涌动，只是这些思绪当中全无懊恼和愤懑，有的只是忏悔和反省：“当我拜受完停战的诏书，冷静地离开的时候，在我的头脑当中浮现出来的是——‘战争是最大的罪恶’‘军队是危险的存在’‘真正的武力是无形的而只存乎于心中，如果具备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心志，军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还有‘以德胜人者则强、以力胜人者则亡’这一古训，‘真正的胜利不是用暴力把对手打垮、而是以仁德将其化敌为友，正者无敌’。这些认知是我在经历长达近40年的军旅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
遭遇轰炸的城市
在远藤三郎的回忆录《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的序文里，他开门见山地写到：“那场战争客观的来讲，是确凿无疑的侵略战争，其结果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惨痛败北。因此，我在当时(战时)的一切的所作所为当然也就徒劳无益了。”在书的最后还有写给年轻人的寄语：“我相信日本与中国之间这场持续了15年(日本侵华战争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共计14年，日本学界很多学者算作15年，是周年与非周年的算法差异——作者注)的战争，客观的说，就是一场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部分人肯定这场战争，他们自我陶醉似地认为这场战争进一步解放了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
不仅如此，他还对田中角荣表达了不满：“对于日本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对中国犯下的罪行，田中角荣首相的认识是粗浅的。”并对田中角荣访华时在欢迎宴会上的致辞表示质疑，认为田中角荣当时所说的“日本给贵国添了麻烦，我们对此表示深刻反省”这句话没有充分表达出“罪孽的深重和道歉的诚意”，而中日两国最终签署的共同声明里所使用的措辞——“战争给中国国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对此，我们深切的认识到这一责任并表示深刻的反省”，也只能说差强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