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离会是盘踞在南宫一带的封建会道门组织，号称 5 万之众，除少数骨干分子外，绝大多数为受愚弄的农民百姓。这个为反动地主和汉奸控制的组织，曾武装袭击八路军部队，并残杀八路军干部战士。父亲同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研究，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决定采取以主力部队武装宣传，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坚决镇压反动首领等有力措施。六离会头子竟纠合 1 万多人，主动向八路军发起进攻，扬言要打下南宫城，把八路军赶回太行山，气焰十分嚣张。为了减少对方的伤亡，争取唤醒被蒙骗的群众，父亲决定采取西方古战场上常见的方队防御战法，一个连或一个营为一个方队，待六离会冲上来时，瞄准其进攻的大小头头射击，将他们击退，但绝不追杀。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六离会成员狼狈溃散。5 月 17 日，共产党地方政府与八路军部队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接着，又组成若干个工作队，到各村镇展开政治宣传，动员会员交出所谓的法衣和护身符，召开宣判大会，处决了李耀庭、高大奎等道会头子。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在事实面前，许多受骗会员纷纷觉醒过来，不少人报名参加了抗日自卫队。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五万多人的六离会被彻底摧垮，南宫、冀县、枣强、衡水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也得以连成一片。
“七·七”事变后，冀南平原“群雄”四起。一些地方势力纷纷打起抗战旗号，各色杂牌武装遍布冀南 30 多个市县的村、乡和城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冀南的杂色武装“必须设法改造或收编，以免被日寇及其他人利用”的指示，父亲决定对各式抗日武装采取分化、收编的方针，对伪军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重的方针。1938 年 5 月下旬，父亲所率主力部队，在临清附近一举消灭汉奸张屏卿、冯午桥的“皇协军”1000 多人，接着连续作战，又消灭了汉奸李殿清、李守兰部 1000 多人。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冀南伪军纷纷携枪弃暗投明，整连整营倒戈反正的达 3000 人。对杂色武装，父亲则根据其“政治目标杂、组织成分杂、内外关系杂”的特点，向愿意同八路军共同抗日及自愿参加共同抗战的武装力量，作出了对其一视同仁、不缴枪、不改编、帮助其进步的保证。这些原则在冀南地区的杂色武装内部产生了很大震动，加速了改编工作的进展。如“青年抗日义勇军团”司令段海洲就率部 6000余人接受八路军的改编；有 3000 多人的“民众抗日自卫军”也主动接受改编。父亲在改编改造杂色武装的同时，对其中的顽固派则坚决打击。枣强县杨玉昆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对抗八路军，暗通日寇。父亲掌握他的大量罪恶事实后，同刘志坚一起带领 769团出击，把杨抓起来送往太行山并收编了城里的部队。经过艰苦的工作，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在南宫方圆 20 多个县的大小几十股杂色武装，先后加入了八路军的行列，部队扩展到 1.85 万人。
蒋介石称共产党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曾密令阎锡山在山西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政权，并派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带上一批铁杆反共分子，来根据地争夺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父亲认为，“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关系到平原“人山”的建设，必须同蒋介石针锋相对，绝不退让。鹿钟麟刚到河北时，父亲根据中共中央“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碍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的原则，在南宫召开了冀鲁两省各方人士和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大会一结束，就开小会进行谈判。迅即当众提出，省政府应该正式委任已经当选的行署省府主席、专属领导人及各县县长，鹿钟麟只好认可。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但鹿钟麟明里暗里四处网罗反共的鱼兵虾将，用金钱收买和反革命游说相结合的办法，同共产党争夺杂色武装，还同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达成“冀鲁联防”协定。父亲针锋相对，采取“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广泛动员群众，支持共产党、八路军的各专区专员、县长和区长的工作，支持他们照常行使自己的职权。鹿钟麟不是对手，最后声名狼藉，逃出了冀南。
为了反击日寇的“大扫荡”，1938 年 10 月，针对敌人在占领武汉后，必然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侧的情势，父亲要求部队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以做好物资准备，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的进攻，不死守县城和村落，而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11 月中旬，日军开始实施“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作战方针，对冀南平原开始了第一次“扫荡”。日军集中 3700 多人，分四路出动，对冀南根据地中心南宫县城实施合围。父亲首先指挥部队掩护专署和县区机关干部转移，主力则化整为零，转入乡村与敌开展平原游击战，亲自带指挥部转战于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历时 16 天的反“扫荡”斗争，军民配合作战 28 次，共歼敌 600 余人，迫使敌人最终狼狈地退回各自老巢。经过一段喘息之后，日军集中三万余人，分 11 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向冀南中心区合围，企图将八路军消灭于冀县、南宫、威县地带，控制平原地区。父亲与此时正在南宫的刘伯承、邓小平共同研究，提出了“先溃后收拾”的作战方针，即主动让出一些主要县城和据点，把敌人放进来，拖着敌人在大平原上转圈子，将敌人拖得差不多后，再转入反攻，一步一步地收拾局面。他们将主力部队分散到各游击区，同地方武装结合在一起，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寻机歼敌。当敌人主力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县城后，八路军立即转移到敌人侧后，炸敌火车、断敌桥梁。敌人便在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进行“穿梭式”的“扫荡”，反复拉过来再拉过去。对此，八路军主力主动转入豫北，而在冀南中心地区留下许多游击小组，打一枪换个地方，与敌人巧战周旋。经400多次的大小战斗，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 5000 余人，使冀南平原根据地在反“扫荡”中得到发展壮大。
抗战资料图
烽烟齐鲁整一年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侵略军基本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对国民党施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把大部分兵力转入敌后战场，将进攻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美英派，虽然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国民党顽固派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则日趋公开化。在山东，蒋介石派于学忠为苏鲁战区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兼山东省府主席，率十余万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与八路军抗衡。1938年 12 月，经过一年多艰苦斗争，山东当地抗日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同月，八路军 115 师进入山东。当时，齐鲁大地有三支共产党武装部队，即山东纵队、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和苏鲁豫抗日支队，总兵力达七万人。为加强党对山东抗日武装力量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根据北方局建议，由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调徐向前、朱瑞等赴山东地区领导抗日。1939 年 6月 7 日，父亲凝望自己亲手建起的平原“人山”，挥手告别冀南，在馆陶与从山东赶来的朱瑞会合，带领 100 多名从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和抗大一分校选调的优秀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向齐鲁大地进发。8 月 1 日，经中央批准，正式组成八路军第一纵队，父亲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为便于开展对敌斗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父亲和朱瑞于 8 月 10 日、18 日，两次在山东《大众日报》刊登就职通电，在军界、政界、舆论界和民间产生巨大影响。自此数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的八路军称为“徐向前部”。
踏上齐鲁大地，父亲立即感到八路军在此立足不稳，没有政权和根据地，山东只能算是游击区。父亲过往一贯强调革命要有自己的天下，在鄂豫皖有自己的天下，在川陕边有自己的天下，在冀南也搞了一块自己的天下，所谓自己的天下，用他的话说就是“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而当时，由于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曾一度影响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而国民政府又不给八路军粮秣弹药，部队“叫花子要饭”，走到哪里，要到哪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几万军队穿衣、吃饭、治伤医病很难解决。初到山东，父亲马上意识到建立政权的紧迫性，为此，他首先找到了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于学忠既曾暗中坚决支持过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关押张学良深为不满，又不满共产党，还领兵打过红军。十年内战中，父亲和于学忠多次交战，曾是你死我活的对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这对冤家在沂蒙山区狭路相见。为了抗日民族大义，两人如同老朋友相会，都是笑容满面。父亲登门拜访时，于学忠非常敬重他，但当父亲提出建立“政权”时，于学忠却不同意。父亲据理力争，于学忠只好同意八路军搞政权。父亲对于学忠以争取团结为主，而对反共顽固派沈鸿烈则采取孤立与打击的方针。1939 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利用群众的抗日情绪，不择手段地在各地扩展实力。父亲对此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一方面，八路军和民主政权发动群众积极报名参军，另一方面注意争取和收编愿意抗战的杂牌武装，在人力上与国民党“拔河”，到 1940 年上半年，山东纵队由 2.5 万人猛增到 5.1 万人。同时，对顽固派的侵扰则坚决打击。1939 年 8 月下旬，他亲自部署了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的反顽战役。连战几天，八路军拿下淄川等地，消灭秦启荣顽军一部，收编一部，缴枪 2000 多支，打击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这种灵活的斗争方式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政权的建设，到 1940 年底，县政权发展到 90 多个，设有一个行政主任公署，14 个专署，250 多个区政权。于学忠和他的将领们惊呼：“共产党的徐向前厉害呀！”
粟裕元帅
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及时提出了巩固华北根据地，重点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指示；针对山东人多枪多，发展潜力比较大的特点，要求山东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争取在 1940 年内，将八路军正规部队和骨干游击队发展到15万人，地方武装达 100万以上，以便及时向华中推进。为实现这一目标，父亲和朱瑞、罗荣桓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通过政治工作、党的建设、组织纪律等提高部队质量，通过从上到下层层办学、选送上学深造等方式强化部队的教育和训练，采取干部和战斗骨干互相交流的办法促进山东两支主力部队互相学习和共同提高，使这支部队实现了他们提出的“主力兵团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队组织化，自卫团普遍化，党的领导绝对化，战斗力顽强化，行动积极化，生活艰苦化，纪律严肃化”的宏大目标，既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也为粉碎日寇的“新扫荡”奠定了必胜的保障。所谓“新扫荡”，按父亲的概括，即为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等等。针对这些特点，父亲指挥部队采取的游击战、破袭战、麻雀战和伏击战等灵活多样的战术手段，狠狠打击了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胜利。这些胜利彰显了山东军民的顽强战斗意志，也促进了部队的发展壮大。
1940 年 6 月初，父亲在临沂至孟良崮之间的青驼寺指挥所接到中央要他回延安准备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电报通知。他便向朱瑞和黎玉同志交代完工作，带着 50 多人踏上了重返延安的战斗旅程，历经半年艰难跋涉回到延安。山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山东的问题也历来复杂。敌方有日、伪、顽，我方有三支来源构成大不相同的平行部队，能把几支部队拧成一股绳，战胜日、伪、顽，绝非易事。后来朱瑞回到延安党校时，曾打趣说：“我乍到山东时，感到山东的局面就像是一篮鸡蛋，不费劲就提起来了。工作一段时间后，觉得用手是提不动了，需要用扁担挑了。后来沉得挑也费劲，得用背背了。最后觉得背也费劲，就上这儿学习来了。”足见当时父亲和朱瑞在山东工作战斗的难度。从1939 年6 月至 1940 年 6 月，父亲在山东工作生活了整整一年，战斗足迹遍布齐鲁大地，为山东的抗战事业贡献了全力，回到延安后他仍然关注山东抗日前线的情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年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弱小的力量、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牺牲精神，领导人民在敌后战场谱写了壮丽的抗战诗篇。今天，我们这些没有经过那场战争的人们，捧读父辈留下的用鲜血染成的战争记录，重温先辈们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斗历程，就能真切感知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什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