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领导下，父亲抓住阎锡山对八路军既欢迎又畏惧的心理，据理力争，最后使阎锡山不得不接受八路军提出的正当建议和要求。父亲还配合周恩来，在太原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参与了帮助阎锡山拟制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疏通阎锡山与第七集团军司令傅作义的关系，到阎锡山的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表抗日演讲，出色的工作让阎锡山这位五台老乡深为叹服。父亲还用我党的方针路线影响他在太原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让其吸收我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经验，利用兼任的山西省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搞起一些“人民自卫武装”组织。不久，父亲奉命去五台老家做阎军的统战工作，他陆续会见了一些阎军的高级军官，讲了些抗日道理和带兵经验，并应邀举行友军下级军官谈话会、演讲会，分析形势，介绍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谈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树立抗战信心。针对友军纪律败坏的现象，着重讲如何加强政治工作，如何爱护民众、团结民众、依靠民众的问题。这些统战工作推动了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
反日军六路围攻，是父亲与刘伯承指挥的一次重要作战。太原失陷后，第 129 师开赴晋东南，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父亲的军政才能再次展现出来，他把部队分散开来，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组织武装；由他负责的晋冀豫军政学校，于 1937 年 12 月开学，为抗日战争培训了不少军政干部，并曾引起日军的注意。12 月 22 日，日军凭借其武器装备优势，对 129 师实行“六路围攻”。父亲将晋冀豫军政学校的教学领导工作交付他人，集中全力与刘伯承师长一起投入了指挥反六路围攻的战斗。日军在进攻中故意暴露侧翼，引诱我方出击，缠住一部，然后以其主力突然扑向外翼，这种战术起初还真有效果，日军自以为得手，攻势越来越猛。父亲于 24 日亲临第一线，以正规军和游击队相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配合，避敌强点，打击弱点，避敌正面，击其一翼，偷袭疲惫之敌，伏击运动之敌，求得局部歼敌，积小胜为大胜。在刘伯承和他的指挥下，八路军一部兵力在内线，先以小股部队虚张声势，诱敌主力，将敌人“黏”住，然后主力快速、隐蔽地绕到敌人屁股后头，猛攻其背。日军遭此打击，飞机大炮顿时失去用武之地，首尾难以相顾，一下子被歼400多人。在另外五个方向上，日军也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只好灰溜溜地各自向原出击方向败去。
抗战资料图
响堂铺之战，是父亲指挥的又一次漂亮作战。1938 年3月，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企图由晋南渡过黄河，将八路军 115 师、129 师驱逐出晋西、晋东南，以求巩固晋南占领区，稳定后方，伺机突破黄河天险，实现其与津浦路日军会合陇海路、南取武汉、西夺西安的预定企图。为达此目的，日军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窜犯。邯(郸)长(治)大道和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上，日军大大小小的车队，在全副武装的警戒下，日夜运送伤兵和作战物资。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父亲和刘伯承决定给敌人一次更严厉的打击。刘伯承因接到去总部出席东路军将领会议的通知，将这一仗交由父亲指挥。父亲同旅团指挥员陈赓、陈锡联经过认真研究，在从黎城至涉县的公路约 50 公里的数个路段中，选定响堂铺作为伏击日军运输队的战场，因为响堂铺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坡度较小，路北下坡到河床，便于伏击作战。战前，父亲周密安排，诸如进入阵地时间，保密和防空，通信联络，甚至机关有关部门准备好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和收容救治伤员等事宜都关照到位。31日晚，各团开始向响堂铺进发，并按规定于次日拂晓前进入伏击地域。天亮后，伏击部队报告称，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旅长陈赓怀疑敌人已发现我军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请示是否撤出阵地。面对这意外情况，父亲指示陈赓不得变更原计划，并迅速派出身边两名最得力的参谋前出东阳关和苏家蛟方向探听虚实，结果所谓的“敌骑兵”原来是老百姓赶的几头毛驴，大家对父亲在意外情况下的镇静佩服不已。4 月 1 日 8 时 30 分，日军 180 多辆汽车摆成两公里的长蛇阵，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路段开来，9 时左右，日军完全进入我伏击的口袋。父亲一声令下，八路军轻重火器一齐开火，爆炸声和喊杀声震天动地，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毙伤敌 400 多人，击毁汽车 180 多辆。胜利的消息传到第二战区东路军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当即邀请与会的国民党将领到响堂铺参观。刘伯承向父亲道贺说：“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断！”
日军在晋东南连续受挫，后方受到极大威胁，震怒不已。4 月初，日军从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及邯长公路的重要据点，出动三万余人，兵分九路，企图将我主力围歼于榆社、辽县、武乡间。根据八路军总部采取运动战、游击战歼敌的作战原则，父亲与刘伯承采取集中主力、隐蔽待机、击敌一路的策略，并以一部分兵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袭扰敌人。进犯晋东南的各路敌军，抓不到我军主力，又屡受游击武装的袭扰，供应十分困难。北犯辽县的敌军扑空后，怕遭打击，慌忙回窜，占领武乡的敌人亦向襄垣方向撤退。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129 师 386 旅与 115 师 689 团，分左右两路纵队，连夜出动，猛追这股敌人，急行军 9 个小时，追到长乐村附近的河谷地带，咬住了敌辎重队及一部主力。经过半日激战，将敌大部歼灭，并击退回头增援之敌。长乐村一仗，共消灭敌 1500 余名。蒋介石为此还给 129 师发来“嘉奖电”。此后，各路敌军纷纷回窜，八路军各部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至 4 月下旬，战斗结束。半个多月的反九路围攻，129 师与兄弟部队相配合，先后共歼敌 4000 余人，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晋城等 18座县城，晋东南地区基本上为我控制，晋冀豫军区亦宣告成立。从此，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张自忠将军
冀南平原造“人山”
1938 年 4 月，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129 师主力奉总部命令，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4 月 23 日，师主力以平汉路为分界线，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其中左纵队为主，由父亲率第 769 团和 115 师第689 团及曾国华第 5 支队，向冀南挺进。5 月 7 日，左纵队进驻冀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南宫。当时，南宫地区北有赵云祥的民军二路，东是六离会，南为日伪军占领。父亲首先把矛头指向南边的日伪军。10 日，八路军攻打威县，驻威县、临清等地日伪军弃城而逃。
针对在平原建立根据地的特殊情况，父亲提出了著名的“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号召，写成《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刊发在 1938 年 5 月 21 日的《群众》周刊上，极大地丰富了抗日游击战争理论。造“人山”，就是要把冀南建成巩固的根据地。除了抗击日伪军外，打击反动组织、改造或收编杂色部队、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成为建设根据地的三大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