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驻山东东光的日军藤井联队派兵前往灯明寺修建据点，八路军连续出击三次，挫败日军企图。在第三次出击中，八路军夜袭日军占据的村寨，接近拂晓时准备撤退，日军却故意在寨子里焚烧民房，屠杀村民，试图引诱八路军回村，趁机背后偷袭。八路军索性来个将计就计，一部分人回村救火，另有一连人马埋伏在村外，等待时机攻敌背后。日军以为八路军中计，便兵分两路围住进村救火的八路军，可没想到自己背后却杀出一大队八路军，结果很快败下阵来。
1942年4月，日伪军侵占江苏海门县的悦来镇和三阳镇，日军急于向启东县推进，便强拉民夫赶修海启公路。由于弹药不足，新四军直接攻击日军据点比较困难，于是新四军第7团团长严昌荣制订了“引蛇出洞”的计策。自那以后，第7团始终与日军据点警备队形成对峙，双方驻地仅隔数千米，第7团每天出操上课，日军以为新四军缺乏攻坚能力，不把对方放在眼里，渐渐地开始熟视无睹。与此同时，第7团老是派出小分队去破坏日军修路工作，让日军十分头疼。
6月3日上午8时，三阳镇据点的160余名日伪军押着大批民夫去修路。新四军侦察员伪装成农民在田间“劳动”，日军立即前来抓人，“农民”向北奔跑，把日军引入伏击圈，数名日军被打倒。紧接着，听到枪声的修路民工一哄而散，日伪军也管不了这些，赶紧集中兵力沿路基周围进行搜索，却掉进新四军设置的“大口袋”。经过半小时战斗，日伪军被全歼，我军还缴获一门九二式步兵炮。
抗战资料图
发动群众全民抗战
中共抗日武装之所以能在平原站住脚跟，一大法宝就是群众路线。徐向前在1938年所著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文章中写道：“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正是依靠自发行动起来的人民，八路军、新四军才有了最坚实的基础和后盾，吕正操总结冀中游击战经验时说：“……冀中政权自村至专署皆依靠群众游击队来掩护支持，县有游击大队，区设中队，村有游击小组……游击队单独作战，经常打击敌据点伸出之少数部队，游击小组则打敌人的零星部队，给敌人的活动一个很大的限制，同时维护了抗日政权……冀中的自卫队，除站岗、放哨外，还担任通讯、担架、送给养、送弹药、破路、打狗，是男女都参加的。其次，除奸组织各地皆有，自卫队设有秘密岗哨及武装岗哨。再其次，生产有代耕、助耕，由群众团体发动。”
抗战资料图
1944年8月21日，新四军浦东支队的3个主力中队驻扎在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朱家店以南的几个村里，侦察员获悉周浦镇据点的日军要到六灶、新场“清乡”。接获情报后，支队长朱亚民决定打个伏击战，地点选在日军必经的朱家店。朱家店位于六灶之南、五灶港北岸，此地有河塘与棉花田，能有效限制日军机动。此次“清乡”的日军是47人的小队，在翻译陪同下，日军于10时许抵达六灶，吃完饭后赶往新场。虽然是在自己控制区腹地行军，日军仍不敢大意，派出3名尖兵在本队前方20多米探路。事先布置在路边田地里的群众发挥了欺敌作用，他们面对日军毫不慌乱，让日军放松了警惕。日军穿过朱家店镇，走过五灶港石桥后，全部进入我军伏击圈，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战斗里，我军歼灭日军34名。此战中，我军良好的群众工作不但体现在“演戏”的群众身上，连日军必经之地的伪区长、镇长都被新四军争取，他们不仅及时提供情报，还在中午设宴拖住日军，为我军设伏争取了时间。
而发生在1945年的三垛河伏击战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4月20日，盘踞宝应县的日伪军要调往周庄，新四军决定在途中将其歼灭。经过调查，新四军决定在三垛镇以东、北澄子河边新庄到野徐庄的狭长平原地带组织伏击。4月27日拂晓，新四军秘密开进阵地，伏击地周围的老百姓听说新四军来打鬼子，不仅热情地招待子弟兵，并保证不走漏风声，民兵们还布置了秘密警戒哨，帮助封锁消息。为了迷惑日伪军，沿河商店照常营业，河上船只通行无阻，表面上风平浪静。28日15时许，一无所知的日伪军浩浩荡荡地进入伏击圈，随后的战斗便毫无悬念了，1800多名日伪军被报销，伪军团长马佑铭当了俘虏。
就以往而言，平原并不适合开展游击战争，更不要说在平原组织较大规模的伏击战了。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却改写了这一历史，依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充分发动群众所形成的“人海”，八路军和新四军用一场场平原伏击战的胜利，让广大民众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