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达成协议，在签字的前一天，何长工与北京通了电话。周恩来接上电话就急切地询问：“长工，怎么样”何回答：“谈判顺利成功，明天可以签字。”周恩来随即叮嘱：“要算账，他们是一个卢布都不舍的。”“苏外贸部长米高扬都到场了。”“外贸部长到了也还是要钱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代表团又对准备签约的协议草案作了修改。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后，苏方立即将草案送斯大林审批。据说上午11点送去，下午2点文件就批下来了。代表团感到斯大林在中国航空工业的援建问题上，是坚持了国际主义立场的。
谈判结束，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亲自主持举行了丰盛的宴会，为中国代表团饯行。他风趣地对何长工说：“何同志，下一次见面时，希望你带两个空军团到莫斯科来，在红场上降落，请斯大林同志来检阅。”
何长工笑着回答：“那不成问题，说不定还要多一些，带三个团呢。”引得席间笑声不断。
瓦西列夫对中国航天工业功不可没
中国航空工业终于从无到有，艰难地起步了。但段子俊却无法心安理得地搞修理，周恩来那“中国的航空工业要由修理走向制造”的指示，始终让他魂牵梦萦。
朝鲜战场战事炽热，飞机修理当然是第一位的；可如何从修理向制造过渡生产建设上如何安排分几个步骤必须开始考虑。这些对初涉航空工业的段子俊来说是力所不及的，只有求教于苏联顾问。
然而，苏联驻中国航空工业局的总顾问波斯别霍夫，听了段子俊的询问一个劲儿地摇头：“我们政府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搞飞机修理，修理出了问题，我负责任。但对飞机制造，我无权发表意见，那是需要提请两国政府商定的事。”
段子俊并未因此而放弃努力，他想到了基建计划处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瓦西列夫。瓦西列夫对中国航空工业建设非常热心，他读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称之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段子俊预想从他那里能得到有益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