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什么调皮哟，真正调皮的还没来哩!如果没有这些‘调皮’的坚持革命，蒋介石的政权能推翻吗”何长工进一步说服道，“维辛斯基同志，你仔细想想，我们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好不容易夺取了全国性胜利，我们是带着胜利的旗帜、胜利的成果来跟你们谈判的。你们应该有信心帮助我们，你们不能老当‘总后勤部长’。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一万多公里的单线铁路，打起仗来，你们支援得上吗你们能保障铁路线畅通无阻吗帮我们搞起来，你们的负担就减轻了。”
维辛斯基诚恳地说：“何同志，我接受你的意见，我先召集几个部来商量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每逢谈判涉及关键问题，代表团都要致电周恩来
苏联方面对谈判还是相当重视的，组成了由维辛斯基负责的七人委员会，成员来自外贸部、国防部、航空工业部、航空工业总设计院等单位。主持日常谈判的是苏外贸部副部长考瓦里，航空工业部是主管发动机的副部长，总设计院是院长波依佐夫。
谈判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道路和原则。开始时，苏方对中方提出的由修理到制造的方针不理解。他们认为先谈修理的问题，制造是以后的事，此次不必考虑。何长工、段子俊反复解释了要有长远观点的意义，强调一开始就要从布局、土建、设备安装等方面考虑向制造的过渡。经过力争，苏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修理的规模，谈得比较顺利。双方议定当年修理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主要机型是米格—9、15，雅克—11、18，拉—9、11等。建设规模为年修理量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
最费周折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工厂的设计在哪里进行。苏方一再坚持在莫斯科设计，送图纸到中国依照施工。何、段则反复指出这样难以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在选点、水文地质勘探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我们不能为修改与现实脱离的图纸，整天乘飞机往苏联跑。最后，苏方放弃了在其国内设计的设想。
每逢谈判涉及一些关键数字或需要拍板时，代表团都要致电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刘亚楼等请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