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关东文化圈的东北游民结盟意识，正由于它的发展历史较短，缺乏理论和文字因素，所以也不具备关内结社和帮会的那么多等级和辈分色彩。关东土匪当家的瓢把子与同伙之间，至少在名义上是平等的兄弟关系，如果年龄差别过大，也至多就分成两辈，并不存在等级差序意味，首领的地位是与行动时的凶狠狡诈，处理内部及其他山头关系时的“公平”与“仗义”相联系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自然信崇的气氛，在东北土匪圈里，即使再精细狡诈的人也要同时具备相当的粗犷与豪放气质，一个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的人纵然有天大的智谋，也断难爬上掌柜的宝座。有些传记作家对奉系成员的描写颇有几分意思：“如张景惠、张作相和汤玉麟之辈，大都是出言不逊，呼卢喝雉的人物。这些人所憧憬的，不外是一些仗义行侠的江湖好汉，精神上所尊崇的，也只是指天誓日的良心和义气，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造型，大致统一于一个类型，即：在挥金如土之余，可也不惜杀人如麻。”
张作霖在脱离绿林生涯并开始形成奉系军阀集团之后，仍然非常珍视和着意培植这种以“仗义”为主要内容的结盟意识，并成功地在整个集团上下制造了这种江湖“义气”的心理氛围，成为奉系集团凝聚的主要精神。所谓“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也就能打仗”。爱国是虚，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义气却实实在在地被弘扬着，连后到奉系的日本士官生何柱国都有这样的想法，可见这种结盟意识之深入与风靡。 这种以尚义为表征的结盟意识，在张作霖自身历史过程中，也发生过若干嬗变，他能够随身份与角色的变化，对之进行适当的调整，抛弃了一些纯意气式的义气讲究。张作霖任奉天督军之初，抱定“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想法，起用文治派，而文治派整顿社会秩序的结果，却使张作霖匪气十足的绿林伙伴感到某种约束和精神抑制，因此他们认为当家的起用外路人让自家弟兄不痛快是不仗义；而张作霖则坚持认为任用文治派使整个集团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这才是最大的仗义。冲突的结果，尽管汤玉麟率部反叛，但仍然是大，仗义压服了小仗义。汤玉麟兵败之后，还是为张作霖所重新起用，最后达到两种仗义的合一。对于一个起兵反叛的部属非但不开刀问斩，反而重新授以官职，在其他军阀那里是无法想象的。相形之下，对同样是反叛的郭松龄，张作霖却凶残得令人发指，暴尸三日不说，还要把郭氏夫妇陈尸的照片发遍全军以儆效尤。看来，绿林兄弟的情分，还是跟其他关系不同。也许有人会用张作霖诱杀辽西巨匪杜立三的事来说明张作霖并不在乎江湖道义。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江湖义气主要是张作霖用来维系内部的一种精神，焦点在内而不在外。杜立三虽然与张作霖有结拜关系，但毕竟身属两个山头，结拜只是长期对峙不下的某种暂时和解。其次杜张二人曾有仇隙，杜曾袭杀过张作霖，张诱杀之，马马虎虎可以算作报仇之举，最关键的是，这件干得不甚正大光明的事能给张作霖的帮伙带来难言的好处，所以此举在他的帮伙内部并未引起多大恶感，并不影响张作霖在集团内讲“义气”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