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叶挺由周恩来陪同，从重庆回到皖南。本来叶挺在走之前，曾经下决心离开新四军，不再回来。他在临行时留给我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讲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不适于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像是完全针对某一个人的。
李一氓（文中的‘我’）简介：李一氓(1903年 -1990年)，出生于四川省彭州市东大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追求革命真理。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一氓同志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他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李一氓同志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十二次、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12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反对共产党的事件。反对的手段是针对中共领导下的军队采取军事措施，形式上是以军队的上下级关系来强制执行，而不是以国共两党的平等协商来解决。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以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出的“皓电”，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往黄河以北的作战区域。
11月9日，中共方面以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叶挺等人的名义，发出了“佳电”作为答复。由于双方在形式上是上下级关系，所以这个答复是采取当时通行的旧公文格式：“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这就是我们承担把新四军调到长江以北的允诺。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对策；既不是完全对抗不动，也不是屈从于国民党的全部北移黄河以北的要求。这显然是一种妥协。
到11月底，国民党第三战区才提出一个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移的方案。12月8日，国民党方面又发出个“齐电”，向中共方面进行政治上的反扑。从以后的情况发展来看，当时我们若是再有一个反驳电就好了，既然国民党强词夺理地“驳斥”我们，我们就应该说话。如果这种争论继续下去，可以使更多的人明了真相，也可以设法争取北移的较为有利时机。既然我们答应撤出江南，就应该有个具体实施计划，这就需要和国民党当局交涉，以保证安全北移，而不能是国民党方面限定的一个月。
新四军的皖南部队有限，要大力发展江北就顾不上皖南。中共中央是否原来就打算丢掉皖南？如果国民党方面不发出“皓电”，延安方面是否要主动让出？即使要军部撤出，是否也要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当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并未表示拒绝，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如果他不想北移，为什么还要派宋裕和等人带领大批人员北移呢？所以那种讲项英反对北移是没有根据的。北移不是“搬家”，要通过敌顽控制的地区，采取正常行军办法是不可能的。北移的准备工作非半个月不可，光是运输各种资材和文书的担子就有1300副，要准备多长的时间？一千多名非战斗人员，从12月初就分批走了。到了苏南，一千多副担子，绝大部散失了；绝大多数人员是搞到“良民证”，通过敌占城市走的。他们的领导人之一的薛暮桥，在苏南被迫隐蔽了一些日子，后来还是通过敌占的镇江，上了火车到上海，再由那里的秘密交通站送到苏北去的。当时在敌伪加紧“扫荡”、配合国民党进攻新四军的形势下，要使大的武装部队安全通过是不可能的。渡江北上当然是捷径，但没有高度保密是不行的。其实，部队渡江去皖北已经决定了，并作了充分准备，中央也同意了采取明走苏南、暗渡皖北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