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苏北曹甸战斗后，国民党方面取消了皖南新四军经苏南北移的路线，重庆和南京都广播了我们北移的消息，国民党方面无非是叫日本人来打新四军；二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来电说，广西军队在皖北沿江布防，准备拦击，当心啊！项英的决心便动摇了，于是又改道苏南北移。行动前，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又来电报说：你们先不要走，我们送8个人来(这8个人为：萧正纲、苏辛涛、黄迪菲、张忠诚、张云、何永雄、伍国财、蒋策平。他们连同驻桂林办事处疏散人员共30余人，于1940年12月27日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关于重庆疏散干部到皖南的情况，可问一下当时在重庆的同志就知道。
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具体路线，中央从未遥作决定，所谓中央曾定下新四军应走哪条路线，皆系揣测之词。后来走的这条路线，是曾派作战科长李志高出去侦察过的。其实，北移不是哪条路线问题，到了那时，走哪条路线都免不了要战斗，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发生这种情况也不奇怪，哪里有大批的部队通过敌、顽严密封锁地区，行动既已公开，而又不受损失之例？当然，事件的本身项英是有错误的，但也要从皖南新四军部队当时所处情况来通盘考虑，它毕竟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北移的。在北移路线问题上，我看项英在军事上的责任要比政治上的责任大得多。
我当时负责情报工作，川军送来情报，说是国民党军又从浙江调来一个师，我送给项英看，可是他却不相信，认为那个师在抗日前线，不大可能放弃阵地撤下来。我又告诉胡立教去查，待查清后已经很晚了。其实，决心大，早走两三天，也许就能冲过去了。国民党军队也只比我们早到一两天，有些工事看来才挖不久。包围圈合拢了，又是山岭地，冲不出去，项英就无主张了。历史上有些事具有偶然性，我们出发那天恰巧下大雨，青弋江上搭好的浮桥也断了，耽误了时间，你说这是什么错误？！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即使能够突破重围到达苏南，前途依然是困难重重。一支近万人的大部队，如何越过铁路、公路、水网地带的重重封锁线；如何挫败敌伪的“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如何渡过宽阔的长江，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蒋介石部署了7个师的兵力，包围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本来就众寡悬殊，我们只考虑以仅有的6个团兵力对付其1个师(国民党第四十师)，而置其他6个师于不顾，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突围如不能速战速决，对方增援部队就会迅速赶到，更增加了突围的困难。我们自己兵力不集中，地形不熟悉，通讯联络差，也就谈不上协同配合。就是兵力集中，由于山高路险，悬崖峭壁，部队也难以迅速展开。我并不是说遭受这样大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而掩盖指挥上的错误。只是说客观上明显地存在着一个实际困难，没有一个料敌如神、当机立断的高级指挥员，是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皖南事变，在军事上我们失败了，国民党方面兴高采烈，他们编造了一个新四军想“南进”到国民党后方去的莫须有罪名，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扬言要将军长叶挺送交“军法审判”。他们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反击的决心和力量，以为新四军从此不会再存在了。但是，历史的发展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蒋介石没有料到，这样一来，却给我们以独行其是的自由，一个由共产党方面任命的新军部马上成立了。这个新成立的新四军完全脱离了国民党当局的羁绊，不属于国民党的哪个战区的序列，更不需要国民党来发饷弹；而且一下子就由国民党承认的4个支队扩大为7个师的番号，在敌后广阔天地可以自由驰骋，并建立了从苏北到皖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
我离开延安来新四军之前，李富春曾经找过我，要我作叶挺、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当时我没有多想，也无法预料他们之间会有什么问题。叶挺军长在皖南军部前后停留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到皖南事变前，说他与项英之间一定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很难说出来，可以说是来无影去无踪。他们二人都没有向我表示过什么，我也就没能完全清楚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而且也无权将他们拉在一起仲裁。
但是，有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叶挺想以一些理由离开新四军，回到重庆或到华南去；也隐隐约约地感觉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1938年秋，叶挺送夫人回澳门时，在广东与余汉谋商量在东江成立游击队。同年年底游击队正式成立，他任指挥。他在走之前，曾和项英商量过，项大为赞成，送了几百枝步枪到广东，还答应调一些广东籍的军政干部到他的部队中去。可是，没多久就被蒋介石发现，取消了叶挺的任命。1939年春，叶挺由周恩来陪同，从重庆回到皖南。本来叶挺在走之前，曾经下决心离开新四军，不再回来。他在临行时留给我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讲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不适于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像是完全针对某一个人的。
周恩来在皖南期间，曾和项英单独谈过两次话，估计是谈叶、项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周与项的关系看来很好。周恩来作报告时，项安排速记员记下，周看了很满意，临走时还要走了两名女速记员。周走后，叶、项之间保持着一种和谐状态，这也许是双方克制的表现。一个来月后，叶挺军长去皖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到8月份才回到皖南。他回来后，立即向周恩来提出要去重庆，向蒋介石要求增加经费和编制，接着就离开军部。这一次离开时间最长，到1940年的8月17日才回到皖南军部。
叶挺军长在皖南停留的一年零几个月期间，一般说来，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军长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军长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叶军长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军长的经历与身分，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一起吃。倒是我们少数几个人，有时去叶军长那里吃一顿。我当时负责处理电报，凡属东南局的都先送给项英，凡属军队的，一般都先送给周子昆副参谋长，由他决定送给淮。据当年在机要科掌管电报登记的同志讲，在叶军长每次离开皖南前，中央给新四军的来电提到叶军长的次数也较少。皖南事变前，大约1940年秋末，我听到叶、项二人议论过，要把皖南部队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军部和大部分部队，先秘密直接渡江去皖北；另一小部分留在江南，等待时机再转移到皖北或苏北。用意是军部名义上仍留在皖南，实际上大部暗渡江北，使桂系李品仙不致惊恐。可是，由谁率领军部过江呢？两人互相谦让，都认为留下的是更危险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