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认为叶以军长的名义，指挥军部机关和大部队过江较为适合，项自己率少量人员，活动方便。项说中央要叶先过江北，他自己先走不合适。两人互相让来让去，结果谁也未走成。如果当时不管是谁先走后走，实施这个方案都是有利的。是否叶挺不习惯政委制？我不这样认为。叶在北伐军中和南昌起义时，部队中都有党代表。问题是他过去担任师长或军长时，部队是他带的，党代表是后来派来的，而到新四军时，部队基本上是政委带来的，他是外面派来的，而且又是非党员身分，自然会带来些不便，双方可能都会感到有些不习惯。我从来未听到项英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以处理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
说项英受王明影响很大是不公平的，他是和李立三、张国焘同时期搞工运的，与王明毫无关系。1930年冬，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项英去中央苏区，那时王明还未上台。四中全会王明一伙上台后，弄了一些莫斯科回来的工人掌握大权。后来证明行不通，当时苏区中对此有很多议论，但并未议论过项英。长征时，项英临危受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对此，中央在1937年底已有肯定结论。
1937年末，王明由苏联回到延安，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散布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言论，一度迷惑了不少人。以后，他又在武汉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管辖范围中包括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当时长江局曾经有过一些错误的主张和做法，但项英对保持党和军队的独立性的态度是坚决的。
项英既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又是中共中央东南局的书记。作为新四军政委，他的作战区域是大江南北；作为东南局书记，管辖范围则是长江以南的东南数省，而长江以北则属于中原局的管辖范围。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上曾估计日寇将继续大举深入，粤汉路以东将成为敌后。项英很可能考虑到如日本人将浙赣路切断时，新四军就可以大发展，向南扩大根据地。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时，共同商定了“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方针。“向南巩固”就是要保持住皖南现有的阵地，这需要有足够的兵力；而“向北发展”，则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皖南的战斗部队只有3个团的兵力，其中1个团还担负着第三战区指定的繁昌前线的战斗任务。作为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项英，他既要执行所商定的战略方针；作为东南局的负责人，他又要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在长江以南的皖、浙、闽、赣诸省，这本身就是件较为错综复杂的事情。他很可能认为，八路军既已南下，新四军的半数以上兵力已位于江北，即可解决江北问题。中共中央在1940年春曾有一电，要项英直接负责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
讲项英怕去敌后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的那种环境中都过来了，还怕去敌后？但从皖南事变中的失利来看，他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尤其不应该的，是他在重围中，自己带了几个人想单独突围，又要来三年游击战中在油山那一套，打不赢就走。当时他叫我跟着走，我表示不同他们走，我对他们说：打游击也应多带几枝枪，多搭救出一些干部。后来，我找到几个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共30多人，离开大部队想走铜、繁一带过江。过了一晚，下山吃饭时见到五团撤退回来，我们于是又回到军部。虽然前后时间很短，但总感到这是一生中一件遗憾之事。
关于项英问题，这是皖南事变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我认为，研究项英要根据事实，不是想说他好就好，想说他坏就坏，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不要人不在了，就把问题都推到他的头上。譬如，错杀高敬亭的事，这件事没有经过第三战区，是通过第五战区搞的，江北方面决定执行的，项英和我在云岭都不知道，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出乎意料。那时，江北部队是属于地方党领导的。所以，错杀高敬亭的事责怪项英是不应该的。皖南事变是个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曾作出过《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距1月14日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下来，但“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因此，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现在争议很多，只好让党史学家去议论了，但我相信将来终会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