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女俘刚从战场上押到俘管所时，由于受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害怕被打毒针、杀头，沉默寡言，举止谨慎。我方人员找她们谈话，吓得不敢抬头，浑身发抖，给她们打预防针，又哭又叫，死也不打，后来俘管人员带头打了针，她们才敢打。
我军官兵和俘管人员用行动感化越军女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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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女俘教育改造中，俘管所还加强对我方工作人员的防腐蚀、抗引诱教育。由于条件限制，俘管所的管理人员大都是男性，女俘基本上是18至25岁，她们在俘管所生活一段后，与我方管理人员关系日益密切，感情也逐步加深。特别是一些行为不检点的女俘把目标集中在我方男性工作人员上，有的公开调情，有的用甜言蜜语腐蚀我方人员。
因此，俘管所在加强防引诱教育的同时，规定俘管人员不单独进入女俘宿舍，不单独找女俘谈话；对女俘的挑逗，讲清俘管所的规定，进行批评教育，但不伤害其自尊心；对顽固分子，公布于众，使其在女俘中孤立，但一般不采取关禁闭的管教手段。由于措施得力，没有发生过我方管教人员被腐蚀的现象。
精心的教育和真情的感化，使越南女俘发生了巨大变化，涌现出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女俘丁氏梅是在1979年2月我军攻破一个越军死守的山洞时被俘的。
当时丁氏梅怀孕在身，本来是不抓的，后来得知，她和她丈夫在我军战士清洞时，还举枪企图伤害我军官兵，最后，决定和其丈夫一起抓走，但没有对她捆绑。
时间不长，丁氏梅被提前释放回越南，释放她时俘管所送给她许多物品，同时为了她的安全，还派武装人员送她过河。她进入越南边境不远，便被越军扣留，对她手提袋里的东西进行了登记。随后，交民兵押送她回家乡广和县。在路过家乡所在村时，被在田里干活的村民看见，有人跑到村里报信，丁的父母、兄弟和村民一涌而来。人们见到丁氏梅身体很好，肤色比在家时红润，丁的父母、兄弟尤为高兴。母亲和她紧紧抱在一起，哭了起来。随后，丁氏梅打开手提袋，拿出饼干、糖果，流着泪说:“这些都是中国部队送的，路上吃不完，带点回去给弟妹吃。”又拿出手电筒，转向父亲说:“这支手电留给阿爸用。”后来，丁氏梅还是被民兵押到县里。
一个月后，丁氏梅被县里释放回来。村民们把她家挤得满满的，向她询问在中国的情况。丁氏梅高兴地说:这些天在中国吃不忧、住不忧，穿不愁。一日三餐有米饭，也有面食，餐餐有余，每餐都有肉，还有鱼吃，有时还有蛋。我比别人得到特别照顾，还吃了几次鸡肉。没有挨打受骂，遭虐待。中国人对我们和和气气，很讲道理。可能因为我怀孕，中国工作人员和医生对我更关心。后来我想家，中国人就放我回来了。
在丁氏梅家的听众中有一名叫丁国王越军士兵，他听了丁在中国的经历，半信半疑。后来，他也成为战俘，在中国俘管所真正体会到丁氏梅说的都是实话。
越南人民军女俘阮氏发经过教育，看清了越南当局的霸权主义嘴脸，她尖锐地指出:“我们都希望过和平的生活，人民也想安居乐业，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我们的领导跟着苏联走，推行扩张政策，搞霸权主义不顾人民死活，中国还击战打得好，给我们当局是一个教训。”
越军女伤俘阮氏柳在释放回国时，泣不成声，她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来，拿出她在医院里连夜赶做的彩色纸花赠给我方翻译，流着泪说:“愿越中友谊之花永开不败！”
越军战俘还把他们在美军战俘营、德军战俘营与中国战俘营做了比较，发自内心地感谢中国政府和军队:
越军战俘冯保宪在中国俘管所生活后，感慨地说:“我曾被美军抓到越南南方富国岛上的一个俘虏营，俘虏营营房都是用铁片盖的，睡的是通铺，一个人只睡一点点地方，没有席子、蚊帐，一年只发两套衣服，一天吃两餐，只有青菜，没有肉。平时只发生活用品，不发生活费，没有烟抽，穿的鞋是自己割轮胎做的。俘虏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还挨打受骂。违反规定，轻一点的关在黑屋子里，或是吃饭不给菜，重些则坐在铁丝网上，逃跑就枪毙。我进中国收容所后，所长先给我们宣读《俘虏须知》，发给我们很多生活用品和生活费，对我们很关心，不打不骂，讲的做的一样。我被俘时，心里非常害怕，但现在中国军队对我们都很好，考虑周到，自己就放心了。中国对待俘虏政策是人道的、宽大的，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越俘麻坚达是位越军老战士，参加过抗法、抗德战争，曾被德军俘虏过，受尽折磨。他把在中国俘管所与德军战俘营做了比较后，动情地说:“中国俘管所对我十分优待，我很佩服。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只有中国政府才这样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