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户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
这一职业户制度，继承自元朝的“诸色户计”。元人入主中国之后，为强化国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设立富有草原特色的“诸色户计”制度，境内居民被划为民户、军户、站户、灶户、匠户、儒户、医户、阴阳户、打捕鹰户等近百种户籍，职业一经划定，代代相承，不得随意变动。“诸色户计”的本质是“全民服役”，各色职业户均要向官府提供不同的劳役，比之宋代出现的赋役向财产税转化的近代化趋势，“诸色户计”无疑是历史的逆转。
朱元璋以明代元，于洪武二年下诏：“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户籍登记完全照抄元朝的“诸色户记”。
次年，朱元璋下令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登记造册，一册两份，户籍保存于官府，类似于今日的户籍档案;户帖交给居民，类似于今日的户口簿。
这一户籍制度还是沿习元朝“诸色户记”，分为各色职业户。同时，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控制也进一步加强，明政府规定农民的活动范围限于户籍所在地的一里之间，做到“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即验文引”;
商人外出经商，也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类似于介绍信)，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人户籍所在地的邻里被要求务必知道外出经商之人的归期，若两载不归，要向官方报告。
明初的户籍制度，有利于建立一种井然、安静的社会秩序，但居民的人身被紧紧束缚在户籍上，不得自由流动，社会的活力也因此丧失殆尽。
直到明代中后期，随着职业户制度的松懈，商品经济的兴起，明朝社会才恢复了两宋时代的开放性、流动性及近代化色彩。
清代时，朝廷宣布“摊丁入亩”，户籍不再作为征税的依据。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还是一直保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