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训斥声色俱厉,骂不绝口,不过是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表露罢了。因为这些来受训的学员都是他反共内战、消灭共产党红军的老本。第一期学员为北路军中初级军官。所谓北路军,是第四次“围剿”中陈诚指挥的中路军,后来加调的一些军队,也全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即通常说的“中央军”。正是这支北路军,成了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主力。
这些受训学员,有半数以上系行伍出身,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只有少量人曾在各种讲习堂、训练班和军兵种专门学校接受到程度不一的基本训练,军政素质十分低劣。蒋介石多次说过他们“简直是一支连站队都站不好”的“野蛮军队”。
由学科和术科组成的基础训练,粗看不过是新兵入伍就应该受的基本军事训练,而实际上是蒋介石精心作了研究,将基本训练的内容概括为所谓六项原则、四大要素、三个口号、两项要旨、一个要诀。
所谓的六项原则,是指行军作战中的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6件事。蒋介石和陈诚等人认为,红军的战术主要有4种形式:诱伏--利用熟悉地形和情报灵通,引诱国军进入包围圈;腰击--当国军行军和驻防时,突袭司令部与电台等要害,在国军展开攻击时,集中全力突破一点;包围--以优势兵力包围国军一部,得手后扫击其余;抄后路--在正面阵地施以佯攻,派精悍小股从国军后面抄袭,打乱战阵。为了使红军的“惯用伎俩”失去作用,蒋、陈等人思来想去,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这六项原则。蒋介石说,这六项内容,“如果缺少一件,或一件没有检点到,一定要失败”!在训练中,这六项原则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
所谓四大要素,就是确实、迅速、静肃和秘密。蒋介石也强调“实事求是”,认为“确实为一切的基本”,要求在作战中将“确实”落实到命令、动作、言语和举止上,做到口到、眼到、手到、足到、心到这五到。对于迅速,就是要坚决遵守时间执行命令,做到兵贵神速。四大要素中最要紧的就是秘密,蒋说:“过去就是许多事情不能秘密,自己的计划,行动,往往还没有实行,就泄露出去被敌人知道了,这样当然不会打胜仗!”为力求达到“秘密”,军训中除了无线电之外,增加了使用信犬、信鸽、闪光通讯器、手旗等通讯工具的练习。
所谓的三个口号很简洁:“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到第二、三期,蒋介石又在三个口号之未加上了“临难不苟”一句,变成了四个口号。
另外的两项要旨,指的是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把握好这二者的关系,军事行动不为“赤匪”所左右。而最后一条的“一个要决”,便是“服从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蒋介石宣称,上述的一个要决、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完整地慨括了军训团“一切学术、术科的训练,系训练中的精华所在”。陈诚等人要求学员们“铭记于心”。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军事训练,是蒋介石、陈诚等人在研究红军基本战术原则和赣南闽西地理环境基础上,再对国民党军历次“围剿”失败原因的检讨,然后针对性地改变战略战术,以提高国民党军战斗力为目的而设置的。因此,对于战术的训练就侧重在以上的各个方面。
在战术演练中,射击训练的课目排列得最多,被作为最主要的作战手段受到重视,强调“非多方研究,不分昼夜地练习不可”。陈诚对学员们作了两个异想天开又十分滑稽的“演算”:一是他假定用10发子弹打死1个红军,每个国军士兵用200发子弹就可以击毙20人,各团以1000支枪计算,便可打死两万人。这样一来,“赤区”的红军只够国军3个团打,最多用上10个团吧。二是国军士兵每5分钟开枪打死1个红军,1小时放12枪打死12人,3000人用6个小时便可打死21.6万个。于是,陈诚口出狂言:消灭红军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可是为何集中了几十万军队还有能消灭红军呢?顺理成章的归结是“士兵缺乏实战射击能力与射击纪律”。
对于通讯的演练偏重于实用技术,主要针对红军进行的游击战特点--声东击西、飘忽不定两点,采用轻便器材,如信犬、信鸽、闪光能讯器、信号弹、手旗、轻重电缆、军用电话、5瓦轻便无线电台等,进行实地练习。调来军政部特种通讯教导队、交通兵团的技术人员到军训团作示范操作,还由德国军事顾问上课传授运动战、阵地战和山地战的通讯网结构等知识。
筑城训练着重在演练构筑阵地和修筑堡垒。学员们使用临时编成的筑城讲义,从工兵学校调来工兵连作为演习部队,在野外进行构筑堡垒、辟设阵地的实际演练。堡垒战术后来在第五次“围剿”中成为国民党军的主要战术手段,但在军训团的筑城训练中,这一项目还未得到特别的重视。国民党军队真正熟练地掌握堡垒战术,是在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前后。不过到了军训团的第二、三期,增加了碉堡结构、架设桥梁等技术的讲授和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