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政治洗脑--“换灵魂”

　　对于各科教官人选的调配，蒋介石也规定了相应的原则和标准：战术方面的教官由陆军大学、步兵学校、中央军官学校的战术教员及北路军各师的将官中“择优调用”；筑城教官从工兵学校、中央军校的筑城教员中遴选；通讯教官从军政部陆署交通司及交通总队的团以上官长中选取；射击教官从各军校的射击教员中择优征调。总之，每个教官都必须业务对口，而且在同行中是优秀的人才。一时间，庐山军官训练团成为国民党军各类高级教官的集合之地，诚所谓的“人才荟萃，卧虎藏龙”。各科教官按照调令于7月10日前赶到庐山，蒋介石于7月11日在牯岭对全体教官训示说：“这次训练，并于实地演习中来讲评证明。”他要求教官们做到“设计务须完备，注重实地指导，增多会议时间，多用公开的讲评，从种种方面来增进训练工作的效能”。

　　杨杰将军训团的教学编为战术组、射击组、筑城组、通讯组、政治组（以后又增设了卫生组）。

　　战术组是军训团的重点教学组。该组先后有团以上教官47人，其中中将军衔者有王俊、张亮清（陆军大学）、章鸿春（陆军骑兵学校）3人，少将教官有石绎（训练总监部）、张卓、马崇六、张权（均为步兵学校）、向成林、郗恩绥、潘英杰（均为陆军大学）、柳维垣（南昌行营），贾康、杨挺亚、鲁渭平、徐琏、张桂龄、孙常钧、曹典江、唐宇纵（均为北路军各师）共16人。余者皆为校级教官。射击组有教官１1人。除中将李明灏，还有少将张公达，其余为校级教官。筑城组有教官9人。教学科目是步兵筑城学、工兵筑城学、架桥学、爆破学等。所谓的筑城，包括选择和构筑战前阵地，设置阵地障碍与排水、给水设备、构筑碉堡与碉堡群等。通讯组先后有教官11人。主要教学项目为部队战时的通讯联络方法，各种各样通讯器材的性能和使用，至第二、三期还增设了工兵连有线电话、无线电话等学术科目。卫生组以陈辉少将为主任教官，有教官5人，到第三期增至7人。

　　政治组是军训团的重头教学组。除主任教官朱怀冰中将外，还从南昌行营调来了少将级的教官魏席儒、傅恒伯、舒适等7人，都是“反共专家”。他们的主要教学任务是向学员灌输反共思想，该组的课时排列得仅次于战术教学组。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各组的教官又按级别安排到各营、连。每一个营教官带4个连教官，每个连教官又带1名教官分配到排，直接辅助连排长实施训练。规定“每天演练完毕，每营的教官要集合起来报告演习的经过，评论各连各排演习的优缺点，然后召集全营的学员，公开评讲一次”。教官们还必须同学员一道冒着酷暑演练，“一定要和受训练的人一样辛苦”。这些教官都知道，蒋介石对这次军训极端重视，视为“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兴亡，以及各个人的生死”之重要程度。而且坐镇于山上。因此每个教官如蚁负重，惶恐不安。

　　对于如何增加军训团的教学力量，特别是吸收德国法西斯的军事技术，蒋介石是花了心思和本钱的，特地从南京政府外国顾问团调来十来个德国人，住在离海会寺公1里多路的龙云寺。这些德国籍军事顾问有名字记载的是：首席顾问阔茨，担任战术科教学指导；通讯顾问史托茨纳，专门讲授军用信犬、信鸽、闪光通讯器、信号枪、信号弹、无线电等通讯器具的使用，并指导演习。还有战斗射击教官渡勒等人。

　　针对红军的军事训练

　　对军训团的筹备工作虽然火急火燎地进行，但终未能够在7月12日之前全部完成，有些事务直至7月18日才勉强完成。蒋介石对此有些不满，曾斥责过陈诚。对刘兴的筹备工作，蒋介石没有说好，也不曾说坏，军训团的三期训练结束后，刘兴被调离南昌行营，担任北路军第一路副指挥，被赶到了反共内战的军事前沿。此后10余年，刘兴的军阶一直停滞在正军的位置上，直到1949年8月加入长沙起义的行列。

　　1933年7月18日，庐山军官训练团开学了。来自北路军的1840名受训军官和近百名教官排成方队，集合在大操场上，头顶烈日，紧张地立正着。上午10时整，军乐队奏起了军乐，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操场中央升起。蒋介石、朱培德、陈诚等人，神情肃穆，身体笔直地立于主席台上，一阵经过训练的口号呼喊“服从蒋委员长，剿灭万恶赤匪，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喊叫完毕后，朱培德宣布由蒋介石讲话。这是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的开学典礼。

　　蒋介石发表了长篇讲话，对这些来自反共内战前线的中初级军官严加训斥。“到今天还要召集你们这许多官长，在此开办这个军官训练团，这是我们一般官长最大的耻辱，尤其是我做统帅的最大耻辱！”“我们连小小的红军都不能打败，其根本原因就是一般官长没有廉耻，丧失了革命精神！现在军队不成个样子，腐败、骄惰、浪漫，自私自利，不团结，不统一，打红军打不了，抗日也抗不了，这统统是我们军官的罪恶，革命的人格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