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亲日情结的根源：日本殖民奴化教育毒害无穷

　　日本对台湾朝鲜的统治、英国对印度香港的统治、以及其它欧美列强的殖民统治，都有一个共同点：只向殖民地引进西方“物质文明”的科学技术，却不向殖民地引进西方“精神文明”的民主人权。到香港回归时，香港人已享有不低于英国本土的物质生活水平，但香港人却不享有英国人早在100多年前就享有的参政选举权。

　　西方国家拒绝向殖民地引进西方“精神文明”的民主人权思想，其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如果给予殖民地人民参政选举的人权，他们就要选择独立或自治的道路。要保持宗主国对殖民地的主权、保持对殖民地人民的异族统治，就必须剥夺殖民地人民的人权。这也暴露出西方近代民主人权的两重性。

　　四、从“不法”的武装抵抗到“合法”的民族运动

　　在异民族的殖民统治下，被统治民族的文化被破坏，政治被压迫，经济被榨取，出现抵制和反抗是必然之事。台湾人一开始是以武装暴动的方式对日本的统治进行抵抗，但到1915年，活动于山岳地带的武装游击队完全被日军剿灭，此后台湾人开始以“合法”的方式进行抵抗。

　　最早组织进行“合法抵抗”的政治团体是1914年林献堂等人创立的“台湾同化会”，不久后在日本的台湾留学生中间又成立了“启发会”，“启发会”后来演变为“新民会”。1920年，“新民会”创办了中文月刊《台湾青年》，这是台湾人最早创办的政论杂志。1923年4月《台湾青年》改为半月刊的《台湾民报》，1932年4月改为日报《台湾新民报》。

　　“新民会”的最初宗旨是谋求台湾的自治，但“新民会”会长林献堂考虑到完全的自治要求，势必会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应，引来严苛的镇压，对台湾人的民族解放反而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新民会”的政治运动重点，就放在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上，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台湾人和日本人一样的平等待遇。当时台湾人不仅没有参政权，经济上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在台湾从事同样工作的日本人的工资，比台湾人高2倍以上。“新民会”通过《台湾青年》等刊物，掀起了要求废止“六三法”等对台湾人歧视的法律，要求建立“台湾议会”，允许台湾人参政。从1921年到1934年，“新民会”一共发起了15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向日本帝国议会提交了请愿书。

　　面对台湾的“合法”民族运动，日本政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按照日本宪法规定的民权原则，剥夺台湾人的参政权是明显的违宪行为。当时日本不少学者和民主派的政界人士，也积极支持台湾人的“民权运动”。1921年第一次请愿运动后，日本总督府虽然没有同意建立“台湾议会”，但设置了一个“台湾总督府评议会”，特聘林献堂等八名新民会骨干为“评议员”，对总督的政务进行监督评议。日本原想以“御用文人”的高官厚碌方式，来收买林献堂等人，使他们自愿停止民权运动。但林献堂并不买总督府的帐，依然积极参与民权运动，所以1922年台湾总督府罢免了林献堂的“评议员”职务。

　　1927年，林献堂、蔡培火、蔡渭水等人，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政党“台湾民众党”。1928年，台湾又成立的“台湾共产党”。因为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共产党在组织上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台湾共产党提出全面否认日本的殖民统治的奋斗纲领。

　　1931年6月日本警察逮捕了台湾共产党的骨干分子，此后台湾共产党的活动趋于停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由于台湾与大陆血脉相承，台湾总督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了禁止建党结社的命令，台湾人“合法”的民权运动到此划上了句号。

　　五、皇民化运动

　　在后藤新平统治时代，后藤对台湾人的教育采取非常消极的态度。后藤认为“教育是一把两面剑”，对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来说，具有高知识水平的台湾人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后藤主张在台湾只进行很有限的教育。

　　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害怕具有中国血统的台湾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开始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改过去对台湾的“愚民政策”，开始在台湾积极普及教育和推广日本语。1930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0％，1938年猛增为50％，1943年更增加到92％。1930年台湾懂日语的人不到10％，1937年猛增为40％，1944年更增加到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