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济南惨案”：被遗忘的日军暴行

日军在经四纬八路设置路障，盘查来往行人，不准行人通过

　　5月8日，张群再次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说明“中国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来电表示：如果日本出兵只意在保护日侨，不影响国民革命军北伐，则我们必将尽力完成北伐，达成统一中国之使命。至于济南惨案，如果查明其曲在我，我们亦愿向日本道歉。总之，对于一切事件，我们均将以光明磊落的态度来了结。”张群又说：“福田师团长曾提出要蒋总司令往他的师团部与他直接谈判，对那种'城下之盟'的要求，中国方面当然不能接受。既然田中首相决定协派松井中将前往济南，则福田所提出的无理要求当已作罢。”田中义一不得已接受张群的意见，催其速返中国。

　　张群于5月8日离开日本，13日到达上海。张群到沪后，接到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一封信，希望他担任与日本代表松井石根的谈判任务。他正要赴徐州向蒋介石汇报东京之行情况，忽然接到蒋介石派赴济南的谈判代表何成浚的报告，说尽管中方完全答应日方提出的最后通牒条件，但日方福田彦助师团长仍坚持要中方接受其无理要求：在侵华日军撤退前，中国必须将抵抗日军侵略的方振武、贺耀祖、陈调元三军团，在日军面前解除武装，将抗日军官处以严刑，如不照日方条件处理，日方即不再接见中方代表。

　　张群认为这是节外生枝的要求。于是他又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一面催促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秘书长德兰孟、美国总统柯立芝，要求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立即召集理事会会议，要求日军停止暴行并立即撤军；一面于5月14日致电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严肃指出：“查福田师团长此等态度，与首相及诸公对张群之表示，大相径庭，不知何故！且当日张群与首相面谈后，复承佐藤先生赴参陆各部传述首相意旨，想福田师团长必已接洽，何尚坚决若是？（张）群意拟请松井先生遵照首相意旨，克日首途，一面电达福田师团长，静候和平解决，两国幸甚！迫切陈词，伫候电音。”日本政府对张群的交涉电不加理睬，反而于5月18日送来日本政府第三次出兵山东声明书，声称济南事件是“日本为保护山东日本侨民及确保胶济路之交通而为之。”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6月15日宣告北伐成功并发表对外宣言。对外宣言明确提出，要求同各国“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美国和西方诸国先后签订了有关条约，日本则因济南惨案与中国“处于邦交断绝状态”，对华贸易陷于困境，而田中内阁在国内外失掉人心，声名狼藉。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才被迫同中国由军事交涉转入外交谈判。

　　在中日谈判“济南惨案”的过程中，田中内阁提出三项无理要求：其一，日方不派全权代表，只派日本驻沪商务领事矢田七太郎为代表；其二，谈判地点在济南；其三，谈判的前提是先向日本道歉、赔偿损失、惩罚凶手、保障侨民安全。不答应这三条，不进行谈判。

　　在全国人民的抗议浪潮中，南京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代表矢田又三次赴南京联系，均未谈成。

　　1929年1月23日，田中义一亲自向日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面授机宜，命他作为日本的全权谈判代表到达南京，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开始外交谈判。

　　在开始阶段，王正廷坚持主张，日军如不从山东撤军，“济南惨案”就不能解决，并郑重提出解决“济南惨案”的四项条件：（一）日本政府郑重道歉；（二）赔偿中国财产损失；（三）严惩主凶；（四）日本保证此后不发生此类不幸事件。

　　对此，芳泽谦吉小眼一瞪，荒谬地提出所谓“对等要求”。日本提出的所谓“对等要求”是什么货色呢？就是中国政府要向日本政府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办肇事人。

　　王正廷严辞驳斥说：“济南惨案的发生出自日本兵枪杀中国百姓，向日本道歉、赔偿，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芳泽词穷耍赖，结果不欢而散。

　　在11月29日的谈判中，芳泽开始接受撤兵条件，但又借口请示，从南京跑回上海。

　　芳泽谦吉刚回到上海，便接到日本政府指示，令其“相机行事”，蒋介石也命谈判代表王正廷、崔士杰“因事赴沪”。

　　这样，双方代表继续在上海谈判。

　　中日双方达成三项决定：（一）日本无条件从山东撤军；（二）“济南惨案”责任及赔偿问题，由双方组织调查委员会，赴济南调查后再定处理办法；（三）蔡公时等被害之事，日方另行向中国道歉。

　　蒋介石为推行其外交政策，在“济南惨案”的责任问题上放弃了原来立场，同意日方提出的“对等要求”，即双方互相道歉。道歉的方式，由于日本坚持不愿到南京政府外交部，而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又与外交部不对等，最后双方决定，两国代表都到南京鸡鸣寺会晤，以同样的辞令各自向对方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