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毛泽东4次谈话,禁止一切秘书、工作人员参加。华国锋等在滴水洞整理谈话时,也是严禁一切其他人员参加。
8月31日12点半,毛泽东离开长沙。行前,只允许华国锋、卜占亚送行。临别,华国锋问毛泽东:“主席,我回到北京,别人问我,我怎么回答?”毛泽东说:“你只跟总理一个人谈。”
9月5日,华国锋回到北京,先后两次单独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此前一天,汪东兴也将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和华国锋等的整理稿转送给了周恩来。
毛泽东“话里有话”
毛泽东在长沙4次谈话,是“武汉谈话”的继续,按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就是“吹风”,即在准备打倒林彪集团前,对中南3省区尤其是以广东军区进行一次思想、政治动员。
毛泽东的“湖南谈话”,一般以讲解党内路线斗争史为由头,涉及到阶级斗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但核心是谈庐山会议后的党内斗争形势,明确林彪为另一个司令部的总后台,当今进行的政治斗争就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对于庐山会议,毛泽东强调说,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对于庐山会议上除陈伯达被立案审查外,遭受批评最为严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处置方法,一是“治病救人”式的,如在会上表现非常积极的汪东兴,毛泽东在其检讨几次后认为已经解决了问题,继续信任;一类是叶群及“四大将”、李雪峰,则持续的严厉批评,持续的施加严重的政治压力。
8月30日,在集体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态,要准备对黄永胜等做“结论”。他说: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地询问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由于广州军区前任司令员就是黄永胜,黄永胜调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后其职务由丁盛接替,故毛泽东认为广州军区是黄永胜的“老窝子”,丁盛、刘兴元听了毛泽东的询问,非常紧张,也感到非常奇怪,一时没有回答。事后,卜占亚问他们:主席问你们,你们赶快表个态呀!丁盛、刘兴元说,这是大事情,又不知道具体真相,心里紧张,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毛泽东认为军委办事组已经成为一个对抗中央、“另一个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断然指出,他要亲自指挥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
毛泽东还严厉地认为林彪是背后最重要的推手,直接点名批评了林彪及其妻叶群、子林立果。
关于林彪,毛泽东认为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突然讲话“事先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事先连招呼都没有打”。“庐山这次的斗争,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外”。
显然,毛泽东认为,作为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事件,庐山风波的主要谋划者就是林彪。
对于叶群,毛泽东的不满与愤怒溢于言表,认为黄永胜等4员大将不检讨是叶群在背后撑腰、作祟,严厉指责叶群“干预林彪”,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成那么大的权力,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事,自己写,免得误事。
对于林立果,毛泽东也或明或暗的予以批评,说,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