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面的行程中可以看出,华国锋在毛泽东这次南巡途中担任了重要角色。2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见华国锋、汪东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刘丰等。毛泽东一见华国锋,劈头就批评华国锋,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1971年1月,华国锋由毛泽东指定进入国务院业务组,出任副组长,主持领导农业工作。国务院业务组的主要组成人员还有组长周恩来,副组长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华国锋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跻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华国锋此时因患阑尾炎住院刚好,在京主持农业机械化等会议。来到武汉后,只是汇报农业问题,引致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强调要政治路线第一显然是话里有话。
毛泽东反复讲中共历史上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故事,并特别强调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他将要和林彪进行“路线斗争”,要打倒以林彪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与发动“文革”时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如出一辙。汪东兴等感觉到气氛的严峻,立即召集随行的警卫分队干部战士,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警卫部队要结合实际工作,提高警惕,做好警卫工作,“要随时有打仗的准备”。
8月27日,毛泽东准备离开武汉。清早,指定汪东兴、华国锋先行乘专机到达长沙,“打前站”,进行准备。下午2时半,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离武汉火车站南下。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要刘丰等三四个人陪同南下。陈长江后来回忆,毛泽东把刘丰等带到长沙,是何用意,是牵制林彪集团还是观察、培养刘丰,他也不清楚。
华国锋、汪东兴于27日早饭后到达长沙机场,由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迎接,入住蓉园宾馆。坐定后,华国锋、汪东兴向卜占亚介绍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汪东兴还以毛泽东不高兴江青打扰他做事的例子特别嘱咐卜占亚,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不喜欢别人打扰,示意毛泽东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非常严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认真对待,“千万别在主席思考问题或谈话时打扰他”。汪东兴接着明确宣布,等会迎接毛泽东专列,只需他自己、华国锋、卜占亚参加,不需要已经到达长沙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西区委书记兼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参与。
晚9时,毛泽东专列到达长沙大 铺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专门为毛泽东的专列停靠修建的,原是长沙外围的一个荒芜山头,后来修建成绿油油的果园,成为被汪东兴赞许为全国三个较好的专列停车场之一。汪东兴等3人赶到车站迎候,但毛泽东没有立即下车,而是让他们上了专列,与保健医生吴旭君、列车员张玉凤等6个人召开了一个“六级干部会议”,主要是由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1个半小时后即10点半,毛泽东乘坐专门从北京带来的吉斯高级小轿车离开,司机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赵毅雍。赵毅雍是湖南省委专门为毛泽东提供服务的司机,在1959年至1975年间毛泽东回湖南一直由他开车。
毛泽东对湖南一直相当有感情,很喜欢湖南省的干部。据张玉凤说,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很亲切,讲话也很中肯,对省委的同志也特别好。“凡是主席视察南方,总要到湖南,有时在车站看一看。”
毛泽东一行入住湖南省委九所6号楼。毛泽东的内层保卫工作由随行的警卫部队负责,毛泽东卫士为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秘书是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保健工作为吴旭君,张玉凤则做些勤杂事务性事情。
27日一整天,长沙市各主要路口都加强了公安人员执勤,交警指挥也更加细致规范,各种高级轿车如红旗、吉姆、吉斯等来往于省委--机场--火车站间,长沙城“外松内紧”,气氛异于平常。
毛泽东这次在长沙呆了5天。期间,先后与广东、广西及湖南负责人分别谈话3次,集体谈话1次,总共4次,每次谈话汪东兴都在场。
28日上午,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华国锋给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座谈,传达毛泽东的“武汉谈话”。晚上,毛泽东找丁盛、刘兴元谈话;29日上午,毛泽东找韦国靖谈话,下午,以上6人座谈;30日上午,毛泽东找6人集体谈话,长达3个小时,随后毛泽东与汪东兴离开湖南去南昌。
9月1日上午,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秘密来到韶山滴水洞,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汇集整理“谈话”,由卜占亚执笔,大家修改,最后由卜占亚亲自刻印5份,这是后来中央12号文件《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