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以林立果为代表的“少壮派”,对于老一代的体制内抗争大不以为然,认为在体制内解决问题显然不太可能,决定在体制外解决,于是就有惊天的暗杀“政变”计划。
两条线上的“作业”可能在叶群那儿出现了交叉点,于是在1971年的八九月间毛泽东的南巡,就变得险象环生,惊悚诡异。
长沙巡视“外松内紧”
毛泽东在国庆节前出巡南方,可以说是日常工作的惯例,但是1971年毛泽东盛夏时节的南巡,却是别有深意。
8月14日,毛泽东仅仅带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等少数工作人员乘专列秘密南下。中央警卫团派出一个100余人的中队进行保卫,每人配置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另还配置了轻机枪,由汪东兴和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直接指挥。据毛泽东的卫士长陈长江回忆,毛泽东这次南巡,除他之外,再没有带任何其他负责人,甚至工作人员也比较少,“也因此,毛主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往往很快就知道了”。在动身之前,毛泽东严令任何人不得泄露他的行踪。在北京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被周恩来安排,“陪同”江青到青岛视察。以往毛泽东出巡,虽然也只有周恩来一人掌握行踪,但因为需要给毛泽东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需要动用飞机,所以吴法宪一般知道毛泽东的去向,但这次毛泽东沿途的谈话,却明确要求必须对林彪等采取极为严密的封锁。
对于毛泽东南巡的动机,汪东兴等后来明确表示,“就是因为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席亲自外出做工作。”
毛泽东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9月12日晚上返回北京,正好30天,沿途停留过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上海、济南等城市,行程十分紧密,与各地负责人谈话较多。在武汉,毛泽东停留10天,先后同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5次;在长沙,毛泽东停留5天,找了广州军区1个军区、湖南、广东、广西3个省区和中央的华国锋、汪东兴等5个方面的负责人谈话4次;以后毛泽东还在杭州、上海、南京和北京的丰台有多次谈话。这其中,长沙是毛泽东停留较久、找人最多、谈话内容最为全面系统的地方。
8月15日,专列到达武昌车站,毛泽东当即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次日,再召见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王新及刘丰、汪东兴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政治斗争的内情,特别提出要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对庐山会议及其后的政治局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林彪集团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对于林彪集团,毛泽东是直接点名。他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的、30岁以上的人。毛泽东还严重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
毛泽东关于林彪集团的批评,实际上是要对接班人“动手术”。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接班人明显是针对林彪的,当时林彪已经63岁,身体欠佳。毛泽东决定让汪东兴通知已调到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立即赶到武汉,接受召见。华国锋生于1921年,时年50岁,是毛泽东这时候注意选拔的接班人候选人之一。这是一个“第三梯队”,主要成员还包括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国务院副总理兼河南省委书记的纪登奎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等人。华国锋这时候的职务是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同时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代主任,毛泽东要华国锋前来,除作为主持一省政务的华国锋必须与会外,更是要亲自面授华国锋出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被毛泽东视为黄永胜的地盘,黄永胜又被毛泽东视为林彪的“死党”。在马上进行的长沙会见上,毛泽东亲自对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宣布了对华国锋的任命。据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说,在长沙接见、散会的时候,陈长江进门看见“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他们,穿军衣的,行举手礼;穿便装的,也轻轻地点头。毛主席还是穿着那件毛巾布长袍睡衣。不难看出,他们的交谈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大家情绪很好。毛主席以叮嘱的口气说:'国锋同志这就穿起军装,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把军区的事管起来。'又转向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有事要找他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