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解放之路：1949年陈云领导军管会接管城市

　　“军管会”模式被迅速复制到其他解放城市。1949年2月8日，“军队变成工作队”的要求在毛泽东起草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电报中被首次提出。在电报中，毛泽东说，“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现在已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这个电报向即将进军江南的各野战军司令强调：我们现在正在准备3.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毛泽东用他一贯的语气说，军队就是一个学校，310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

　　人民解放军进入沈阳的前5天，全国第一个接管城市的政权机构--沈阳军管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总共抽调了4000名干部。这些干部中的很多人后来专门组成了一个班子，为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5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沈阳接管工作接近尾声时，兼任沈阳军管会主任的陈云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中说，“依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收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

　　【物价能否恢复到合理水平是成功接收沈阳关键】

　　沈阳的“牛鼻子”

　　陈云带着军管会是坐专列进的沈阳，从哈尔滨到沈阳之行，花了整整5天。

　　陈云和他的核心领导队伍在11月2日黄昏进入沈阳，就径直到了设在大和旅馆大厅的军管会会议室。这座日伪时期建造的7层欧式楼房曾是当时附属地一带的最高建筑，这里在市中心区，又在大转盘旁，极易辨认，人员来往联系很方便。沈阳这一天全城还没有通电，陈云和陶铸连夜点蜡烛开会，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因为市内没有自来水，军管会下达给入城人员的第一个通知，是所有人员不得使用驻地抽水马桶厕所。

　　陈云刚刚从疾病中恢复过来。一年前，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他身体抵抗力比以前更弱的情况，“秋冬以来，伤风次数增加，且每次伤风则发烧出汗（在延安时无此病状）。为防严冬连续感冒，并准备明年春夏战局开展时的忙碌，拟休养一时”。到沈阳解放前，陈云的身体逐渐恢复，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了，有时“还能听到他拉二胡的声音”。

　　对沈阳这座城市，陈云已经再熟悉不过。抗战结束之初，为了打开在东北的局面，同苏联方面交涉放宽对中共部队活动的限制以及阻止苏军撤退前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陈云在1945年底曾多次往返于沈阳和长春之间。尽管他长期在根据地工作，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城市的观察。即使1948年以前，整个东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陈云也不认为共产党的农村根据地可以离开城市而独立存在。

　　在农村，共产党有的是粮食，但如果农产品不能交换出去，农村就被城市给胀死了。在“北满”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李富春曾经讲过一件事：一名投降的国民党特务对他说，如果共产党的根据地没有盐，没有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现在，城市也没法离开农村，共产党进城了，他要帮助城市人解决他们的需求。农村正好可以反过来解救城市。

　　陈云说三件事是能否成功接收沈阳的关键：一是财政的平衡，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三是火车运输的周期、车辆运转的数量。而三件事归结到一点上，就是物价能否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物价不解决，工商业不能开门，城乡之间没法打通。它是整个沈阳的“牛鼻子”。

　　国统区经济体系和解放区经济体系迥然不同，解放区是粮贱布贵，国统区是粮贵布贱。稳定物价要首先控制在物价中起主导作用的商品。1946年的“北满”和当年边区的物价都是布价带头，布价涨，猪肉涨，小米也涨，因为棉花未来，粮食出不去，被人称为“吃饱了，冷死了”。如今在沈阳，粮价领导着物价。当年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做法，是用粮食跟苏联人开展贸易，换回足够的布匹和食盐，然后拿出一部分进口的布匹食盐换购蒋管区农民群众的粮食，限制余粮流入敌占区的大城市，加强对其经济封锁。现在，农村需要向城市彻底敞开粮禁了。

　　东北农村的粮食是充沛的。1948年沈阳解放前，为了遏止物价的剧烈波动，陈云曾提出解放区除征收200万吨公粮外，还需要外购40万吨粮食，办法是以盐、布向农民换粮。一次在东北局的高干会上，陈云说，“我们要掌握一定数量的必需物资”，这些物资包括，“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40万吨至50万吨粮食。除粮食外，手里还要多掌握100万匹布”。这些物资在1948年冬的重要关头成为沈阳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