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解放之路：1949年陈云领导军管会接管城市

　　“共产党发动了农村的全部能量，而国民党却被城市绊住了手脚。”当时一名国外的战地记者评论共产党进入东北时“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政策时说。从军事角度，国民党抓住了“点”，而共产党却控制了“面”。“点”可以被孤立和包围起来，但国民党却没能扫平整个“面”，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保护“线”（铁路线和公路线）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结果使他们数量有限的军事力量被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对国民党而言，更致命之处在：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都在“面”上，共产党成功地用农村掐住了城市的命脉。在东北，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掌握主动权，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失去它。速度惊人的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党在城市中民心的流失，几天内，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由1∶200万涨到1∶400万。几星期后，非官方兑换率达到1∶800万，法币又减值了一半。8月份，比率又上涨到1∶1100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为了应对这种崩溃式的经济危机，蒋介石在1948年8月19日发布总统令，发行一种新的国家货币金圆券。那时候，旧货币价值实际上已降到了零。这天，蒋氏夫妇在庐山避暑，蒋介石还信心满满地把对金圆券上市成效的展望记在了他的日记上：“昨夜决定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日期余注重于辅币之兑现，以增加新币之信用，或可延长新币之命运也。”国民党政府想在经济空虚时进行经济改革，这种做法既不能增加收入，又不能减少开支，也不能增加生产。没多久，金圆券市值快速下跌，物价又开始螺旋上涨。那些对政府的公告信以为真、拿家中的美元去兑换金圆券的人倒了大霉。到1949年7月，恶名昭着的金圆券10个月之间贬值超过两万倍。

　　沈阳陷入了不战而乱的困境，混乱和萧条充斥这个大城市的角落。沈阳的平均物价指数5个月内上涨了3到4倍，粮食则涨了9倍。公营企业中大约7万完全发货币工资的工人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到10月31日，人们的薪水根本买不到日常用品。这个旧时都市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战争前景不明，很多沈阳人想方设法离开这座动荡的城市，最先逃亡的是一些国民党官吏和富商，后来是一些公司企业的老板和职员，再后来是四处找门路托关系的普通老百姓。为了搭上离开沈阳的飞机，很多人变卖了家当。内战最后两年，设在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雇佣民航公司的飞机，把大量的军粮和武器运往东北，飞机空舱回程时，沈阳的很多单位就利用空舱，疏散他们的员工。当员工疏散得差不多后，一些投机商人开始包下空舱，向市民出售机票，赚取佣金。票务既是私人生意，也受到沈阳国民党政府的管制，不管谁申请买票，都要“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批准，所以，仍有一些国民党基层官吏在倒卖路条的生意里钻了空子发了财。

　　1948年春季的几次重大战役后，在多数人看来，战争的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历史潮流已经转向。现在的悬念倒是，蒋介石留下的一个通货膨胀、生产萧条的城市，能否在新政权的手中一扫颓气、重拾生机？对于赢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共产党来说，这真是一场新的考试。

　　“前方打了胜仗，轮到我们去接收。这不是开玩笑，或者是去玩一玩，是担负着很大的担心。接收的任务责任重大。”在接管沈阳的动员大会上，陈云说，“经过两三年，有超过半数的新干部和我们一同去接收沈阳，这表明我们在东北有根了。”

　　沈阳军管会

　　人民解放军进城了。铁西区方向仍然不时有零星的炮声和枪声传来。战士们脚穿布鞋，表情腼腆，灰色棉军装有些肥大。插有红旗的汽车队上挤满了欢乐的面孔，几个女兵还解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当时正路过沈阳“大东报社”门口的28岁的年轻人柏杨，看到了这一幕，他还看到接连驶过的坦克、吉普、大炮，“几乎全是美国人的”。

　　“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现在，他的话应验了。入城部队有东北野战军一、二、六纵队，辽北独立师。军队从沈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入沈阳市区，从北面官屯入城要持有党政军介绍信。

　　毛泽东的画像被高高举起。一个高音喇叭竭力呼喊口号：“祝贺沈阳人民获得解放。”墙上、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新中国”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油印传单。蒋介石的新闻机构的刊物《新报》和《每日新闻》，一夜间变成了共产党的《沈阳时报》。对报纸和宣传的重视，既是新政权对舆论的一贯态度，也体现了新政权领导者对城市的理解。在陈云后来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在如何迅速恢复秩序、防止大的波动上总结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在大城市中的报纸是传布政策的最大机关，稳定人心，主要靠报纸”。沈阳军管会于是事先准备了几期报纸稿件，进城后的第3天报纸就散发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