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8日电 曹聚仁是一个在两岸间的特殊人物,有说法称他是当年两岸的“密使”,其昔日着作《蒋经国论》在大陆再版发行,台湾《中国时报》8日刊登一组报道,向读者介绍了曹聚仁其人其事,报道中并根据多方人士的讲述道出了当年些许“密使疑云”。
密使疑云?待两岸公布完整史料
2003年初,大陆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在日月潭旅行途中,在“涵碧楼纪念馆”展示的《风云聚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文史材料,发现一段不寻常的记载:1965年7月20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聚仁密访北京报告……
叶永烈后来把“涵碧楼见闻”写成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回响,好像找到了曹聚仁担任密使的珍贵“史料”。近年,网上文章也竞相转帖,涵碧楼似乎成为两岸密使的“档案馆”。
不过,当记者向承建纪念馆的“乡林建设”查询文献依据时,乡林副总经理应致德却说,因当年的承办人已离职,文史资料究竟依据那些档案整理而成,目前已找不到原始的纪录。
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也强调,根据国民党档案及可靠的“侍卫日志”,他可以肯定的说,1965年7月20日当天蒋介石并不在日月潭,而是在桃园大溪行馆。
不过,邵铭煌说,蒋介石当天不在日月潭,并不代表曹聚仁就不是密使,原因很多,可能是曹聚仁记错日期;或纪念馆“出口转内销”,东抄西凑,参考未经证实的文章而来的。
长年关注其父亲曹聚仁史料动向的曹景行认为,虽然无法证实涵碧楼记载的真假,但“侍卫日志”或纪念馆文史,毕竟不是权威档案,期待两岸有关部门能公布完整的史料档案。
曹聚仁扮演密使的传闻,半世纪以来,扑朔迷离。曹聚仁是否来过台湾,见过蒋氏父子,始终未见明确的档案,尤其,国民党早年视曹为“左派文人”,处理密使档案更戒慎小心。
相对的,大陆近年关于曹聚仁的史料已相继问世。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室出版《周恩来年谱》,就出现曹聚仁的名字,使得曹聚仁在两岸扮演的密使任务,得到权威的左证。
“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的事宜。”
“1956年7月13日、16日、19日,(周恩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
《周恩来年谱》,绝对是权威史料,也是最正式的官方记载。曹景行就认为,周恩来当时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商议接见曹聚仁,可见他父亲从事的任务非比寻常。
曹景行回忆说,1956年,他母亲带着他北上和父亲会面。“那年我才10岁,跟着父亲见到邵力子等人,他们大人忙着开会,而邵力子和夫人,则陪着我们在颐和园附近爬山。”
根据《周恩来年谱》,以及周办主任童小鹏的回忆,周当时在颐和园会见曹聚仁时,阐明“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聚仁曾试探性地询问了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答称:“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共两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个月后,曹聚仁在他任职的《南洋商报》,向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讯号。